数字经济、要素配置与区域一体化水平

当前区域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支撑,但区域一体化在打破要素流动障碍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要素错配,作为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变革的数字经济崛起,能否改善区域内生产要素配置,进而推动区域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以2010-2018年中国7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一体化指标,分析数字经济与区域一体化水平的关系,并探讨生产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一体化水平有所上升,相反哈长、中原、成渝一体化水平有所下降.数字经济发展将抑制城市群区域经济增长一体化水平,但能促进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创新、环境一体化水平.生产要素配置不平衡是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群一体化关系的中介变量,但劳动力配置不平衡与资本配置不平衡的中介效应恰好相反.数字经济发展会降低劳动力要素配置不平衡,增加资本要素配置不平衡.因此,如何降低区域资本要素错配是在发展数字经济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论恩格斯革命历史观中的资产阶级形象——基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文本的解读

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了德国1848年革命的基本问题，复杂的资产阶级形象在其中得到深刻揭露。资产阶级矛盾的阶级品质、双面的阶级性格、逐利的阶级本质和狭隘的阶级眼光使其在历史地位上具有进步性和局限性，在革命意愿上具有斗争性和妥协性，在革命立场上具有投机性和孤立性，在革命策略上具有被动性和盲目性，也就不可能带领人民获得解放。对资产阶级形象的把握可以深化对当下意识形态领域诸多问题的认识，要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蕴义、实践要义与发展旨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有对现实的实践主体、过程与目的进行内在解放的实践意蕴,也内含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对现实的反思和对历史规律精准把握的历史意蕴,还蕴藏拒斥“单向度”文明发展模式、强调建立一种“整体性文明体系”的文明意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要义在于打开认知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新维度、重建与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重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新范式。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旨义在于巩固与重构中华文化形态、形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样态、激活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     

精神的实现与现实的精神: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经历了对黑格尔精神实现论的追随和批判之后,在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石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精神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精神解放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在对资本现代性的总体性批判中,马克思深入批判了感性至上和欲望主宰的现代原则、嵌入精神领域的"抽象统治",以及现代性的"双重虚无"状态.沿着马克思开辟的精神哲学道路,在"现代化?欲望?精神"的整体性框架中,可以从八个相辅相成的环节探寻走出现代性精神困境之路:精神与现代化的沟通互动、生产力容许范围内的精神自由、社会关系决定下人的发展程度、从"异化劳动"到"真正自由的劳动"、以观念变革为核心的内在世界转型、自由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以真正的共同体为空间舞台、精神与欲望协和的境界.     

新时代领导干部应防范的八大陷阱

中国共产党是拥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百年大党。面对新时代“赶考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领导干部应居安思危、安不忘危。在世情上,正确看待“修昔底德陷阱”;在国情上,准确把握“中等收入陷阱”;在党情上,着力规避“塔西佗陷阱”;在民情上,谨防“福利陷阱”;在政治上,防范来自西方的“民主陷阱”;在理论上,化解“历史虚无主义陷阱”;在交往上,识别“人情陷阱”;在自我革命上,记取长征路上的“死亡陷阱”。唯有如此,方能从容应对各种复杂风险考验。     

论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必然逻辑、理论内涵与实践方略

关于新时代“伟大斗争”之“斗争”一词的理解,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思想疑虑与误区,有必要加以阐明澄清。党中央之所以反复强调“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其深刻必然逻辑所在,这是继承党的百年历史革命批判精神、应对民族复兴道路面临的复杂严峻局势、维护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促进年轻干部提高风险意识与斗争能力的客观要求。正确理解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理论内涵,要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层面加以运思,进而探究其本质,即在新的历史特点下,用一种攻坚克难、拼搏奋斗的实际行动战胜我国发展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与风险挑战,并与之相应地保持一种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和不惧自我革命的勇气担当。在具体实践方略上,既要坚持正确斗争方向和立场原则,也要科学把握斗争规律,善于运用斗争艺术,注重在重大斗争考验中淬炼斗争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