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金湜、张珹出使朝鲜与《甲申皇华集》述论

天顺八年，金湜、张城作为正、副使赴朝鲜颁明宪宗登极诏。在朝鲜期间，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艺，与朝鲜文臣赓酬唱和，留下了许多诗文。朝鲜为了表示事大之诚，更为了显示本国的文雅之关，将这些诗文辑录刻印，即《甲中皇华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尚未展开探讨，文章探讨了《甲中皇华集》的成因，内容方面的特色及双方唱和的竞争意识、使臣形象的差异问题，以求对研究中朝文学关系有所裨益。     

在世俗与超越之间——对信仰的一点思考

如果将信仰作为一个思考的对象,会发现对于信仰自身而言,其超越性是必然的;但是,对于处在具体境遇之中的人而言,信仰的这种超越本身就带着世俗的气息.因为人首先是需要维持生命的活物,信仰在最初正是要给人以继续存活的胆量,而当人开始为自己的本性担忧的时候,信仰又为人提供一种更高的标准以提升对于自我的认识.于是,从生存的困境到精神的绝境,信仰往往是人的希望的一种寄托.而在最深刻的层面上,信仰是用绝望中的希望在世俗中建构起一种超越的秩序.     

精神分析文论的知识谱系与本土化建构

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已经走过近一个世纪的理论和实践历程，精神分析文论也成为美学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不汲源泉。精神分析文论随着心理分析和治疗的范型转换，也在不停地进行着理论革命，从而形成了不同与其他文论范式的知识谱系。我国在五四时代就开始引进精神分析文论，同时开展了丰富的文学批评，但是在接受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导致我国精神分析批评之花繁盛，而理论果实稀少的局面。     

神性与人性的合一——《玛拉与丹恩》中的解构思想

在小说<玛拉与丹恩>中,莱辛对人类对上帝的信仰进行了解构,但是解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人类处于一种没有信仰的精神荒芜的境地中,也不是过度地凸显理性的力量,而是让人类对上帝的信仰由外而内地转到对个人内在生命力量上,用"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推动人类前行.     

借异写实,发抒孤愤:《聊斋志异》的创作笔法与创作主旨

《聊斋志异》以善写鬼狐故事而构成题材上的"异";但作家的创作主旨是要借助这些奇异的题材来反映现实,发抒孤愤,寄托理想.为实现这一主旨,作家使用了种种特异的笔法,即"借异写实",通过"亦真亦幻"、"奇思异想"、"变形与放大"和"写实中求异"四个方面,实现作者的创作主旨.     

试论汉语吴方言状态补语构式形成——语言接触与重新分析导致的语法化

在语言学研究中,语法化与语言接触的关系对于当前历史语言、接触语言和语法化的研究至关重要.汉语吴方言中状态补语构式的形成,有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因素.外部因素是语言接触,内部因素是重新分析.外部因素表现为南宋江南白话文献和吴方言发生接触,产生完成体构式,此即语言接触引发演变的结果；内部因素表现为表完成的从句演变为状态补语构式,此即重新分析导致演变的结果.此研究表明,语言接触在某些情况下是语法化最重要的诱因.     

本土经验与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界性——关于当下西方现代汉学的一点思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两代西方汉学家确实极大地开阔了国内现代文学学术界的视野。但当前由于时空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学界应该以主体的姿态来应对这些影响，来迎接与推行世界性，当下中国文学研究世界性建构要实现从引进向输出、从内敛到辐射的主体性转换。面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界要能够反思，能够争辩。能够提出自己的中国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的“史与论”问题

"史"与"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通过对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重评"的考察,可以演示出"史"、"论"问题与文学史建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生命悲剧意识与悲情意识：《秋风辞》的两种释读

《秋风辞》作者问题实可存疑，由此带来两种释读方式，且都深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理结构：1．若确为汉武帝所作，则是最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其“圣君”胸怀，是政治本体的极度乐感；却不能改变“衷情多”、“奈老何”等悲剧与困境，正是生命悲剧意识；其指向是对有限性、悲剧性的审美超越，进而事功追求。2．在作者“佚名”前提下，则体现了悲情意识。全面涵盖了感性生命，即时间、共在、欲求、价值等方面；融有多重悲情，所谓悲情意识是觉知到悲情是人生与历史的常态；更易“弥合”，消解方式即感性生命的深情体认和情理融合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