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约纳斯:在信仰与理性之间踯躅前行的生命哲学家

汉斯·约纳斯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犹太人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著作不是很多,且略显艰深,但却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针对性。他的哲学思想跨度较大,却前后相承,彼此关联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学术界对这一位哲学家的定位不够全面、准确和客观。本文在简要回顾约纳斯艰辛一生的基础上,探讨了约纳斯从"诺斯替主义"到"哲学生物学",再从"哲学生物学"到"责任伦理学"一路艰难探索的学术历程,指出约纳斯是一位在信仰与理性之间踯躅前行的生命哲学家。     

城市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城市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城市社会学、地理学以及都市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甚至在建筑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如何通过与城市研究联姻,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并且回应西方研究提出的有关马克思的重要误解,从而更好地服务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构成我们的重大课题。本刊就此问题刊发一组讨论,希望能推动相关研究。     

资本主义城市化格局下西方社会正义理念的空间限度 ——从大卫·哈维空间政治哲学批判的中观视角谈起

以资本地缘性积累与区域性集中为前提的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其政治格局的建构必然服从资本逻辑的空间性规划。故而，用于维系城市生活正常运转的社会正义法则，将成为推动资本实现地理性最优配置并攫取最大利益的制度性手段。鉴于此，大卫·哈维立足于城市内差异性分布的不同群体在空间定位层面的冲突、城际间因资源恶性竞争而造成的政治张力以及国家机构之于城市总体发展趋势的负面效应，以及三者同资本空间性生产与分配间的对应关系，深刻剖析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城市化浪潮中，社会正义失范的内在病灶。并指出，其实质毋宁是以资本“物”的尺度为出发点，而营造的城市空间图景，将资本循环的一元霸权凌驾于社会群体的多元诉求之上，从而使原本属人的正义概念异化为资本积累的空间性策略。如此一来，具有普适意义的正义准则就囿于资本逻辑的狭隘限度当中，并于地理学维度成为钳制个体享有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直接诱因。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国家“道德”悖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陷入困境的私人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私人金融机构的投机性积累,但救助成本却要由全体社会公众来承担。这种用纳税人的"公款"拯救私人金融机构的行为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一种"道德"悖论。这种"道德"悖论困境的形成根源于金融资本的社会化。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化的高级形态,获得了强大的支配和控制国家的权力,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属性单纯地表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使国家陷入"公共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公共权力"危机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的集中表现。     

被冻结的民主:政治道德的破产与绝对自由的悖论——费赫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哲学批判

因激进的政治主张和不成熟的民主实践,法国大革命为后世广为诟病。尤其以恐怖专制的雅各宾主义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下被反复批驳。费赫尔从国家政治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由"指券体系"所催生的国家干预政策与"德性共和国"的虚假预设,是大革命从民主走向专制的内在根源。他们将抽象的道德理想投射于具体的政治领域,并借助暴力手段使之进一步泛化到社会各个层面,从而强制营造出德性-国家-民主的蹩脚统一。当道德的衡量标准被肉身化为世俗的革命领导者时,政治民主就被道德专制所取代。其过程本质是哲学层面的绝对自由仓促应用于现实社会的结果。因此,大革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一场哲学实验的失败。而对大革命内涵的揭示,不是要脱离于它的历史区间以思辨的形式凌驾于现实之上,而是要通过展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缩短和减轻历史进程中不必要的"痛苦"。     

脱“土”入“洋”:近代“国货”概念的现代性内涵

自洋货开始在近代中国行销并占据市场优势地位后,与之相对的土货被认为需要通过仿造洋货加以改良,这种认识与民族主义思潮合流催生了“国货”概念。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机器工厂的普及,国货概念的核心逐渐偏向机器制品,着重以现代技术为规范。然而,因很多国货对外国资金、原料、技术等的依赖,加之城乡经济结构的失衡,国货代表的现代化路径一度遭遇质疑,因此有些人转而提倡限定为手工制品的土货,弃用与洋货难以分辨的国货。这些质疑源自城乡背离的危机,深刻体现了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困境,但未能撼动国货象征的工业化发展方向,且深化了国货与土货的分野,反向确认了国货为机器制品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