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中期"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消长中的诗史观

清代中期的“神韵”、“格调、”“性灵、”“肌理”代表了清代具有自己调和特点的诗学理论,其中显示了清代诗学的文学史观。道义格调、个性才情、学问修养大致是清代学人思考诗学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也形成了他们对诗史的观照特点。“唐宋之争”、“古今之争”等一系列对文学史看法的争论,往往都源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出发点。     

继前修踵武 开管学新途——读池万兴先生《（管子）研究》

《管子》一书,在先秦及西汉流布极其广泛,《韩非子·五蠹》:“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亦云管子之书“:世多有之。”据叶适《习学记言》,汉初研究“管子之学”的也大有其人。汉武独尊儒学之后,其书渐趋湮没,其学亦渐陵夷,学者已罕能知其书、鲜能言其学。数百年间,阙文错简,遗言漏字,当不可尽悉。李善注陆机《猛虎行》所引《管子》言语,乃转引自他人,已不见于当世之本,知唐初《管子》已非完本。宋晁公武《读书志》曰“:刘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则宋时残缺更甚。至明梅士享所刊又颠倒其篇次,弥为窜乱失真。…     

1922年以前的胶海关与山东经济变迁

胶海关设立之后,德、日两国殖民者分别利用其对胶海关的控制,大肆掠夺中国的原料并向中国倾销商品,这在造成山东经济畸形发展的同时,也使山东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某种变化.胶海关的设立对山东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换言之,尽管有其殖民本性,胶海关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东现代经济的发展.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宗教信仰的变迁

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苏皖南部与浙北地带,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良渚文化,经夏商时期点将台、湖熟、马桥文化,到周代吴、越国家社会,其文明化进程经历了繁荣——衰弱——再繁荣的曲折过程。与此相对应,长江下游的宗教信仰也经历了从史前本地传统的发达与完善、到夏商外来占卜系统的传入与发生、再到周代民间信仰的复兴与丰富的不同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上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功能都呈现出不同特点。总体来说,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宗教神权从与世俗王权相结合的至上地位,发展为与王权分离的实用、功利地位,其与世俗王权的相互关系不断发生着改变,社会地位呈持续下降的态势。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宗教信仰的这一变化,事实上是华夏民族早期文明发展中的一般特点。     

涂尔干犯罪学思想探析

社会学巨匠涂尔干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他的犯罪学思想就体现在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犯罪的研究中。首先,涂尔干用惩罚对犯罪下了一个外在形式的定义,同时又以集体意识被触犯为标准给犯罪下个实质的定义。涂尔干认为犯罪是社会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并对社会是有益的。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且由刑法规定的,它的演进有量变的规律和质变的规律。     

关于中国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的研究综述

一、对中国在不同时间段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差异的研究对中国在不同时间段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差异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社     

养老问题浅议

养老问题浅议——从理论和实践结合角度进行的思考袁缉辉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由谁来保障？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进行思考和研究。一、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个人储蓄养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这两个概念，从人类社会...     

春润文心绘村潮——论王铁著《浪激村潮》的形式美学

王铁新作《浪激村潮——中国新农村建设十大问题探究》2006年5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农村建设”无疑是2006年乃至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词。这本书切中当下社会发展的要害,内容丰富准确,立意高远,充分显示了作者高瞻远瞩的目光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选题:切实顺     

同情的限度——王阳明万物一体说的哲学诠释

王阳明试图用他富于特色的良知学来说明万物一体,认为所谓“同体”当从“感应之几”上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另一方面,王阳明也将人对万物所怀有的那种普遍的顾惜之情作为万物一体之仁的具体表现。由于将“仁”设定为“造化生生不息之理”,王阳明就能够从发生学角度观察和描述仁(行仁),论证“孝弟为仁之本”,从而维护了儒家仁爱主张中的差别原则。王阳明对儒家万物一体之仁说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一方面,他将万物一体观念应用于社会分工,从而在客观上构成对现实等级秩序的一种辩护;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万物一体观念捍卫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在王阳明那里,万物一体的观念,对于不同对象意味着不同规则。作为一种伦理主张,万物一体之仁说实质是一种精英主义伦理,其基础是一种虚构的天赋决定论,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可普遍化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