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与假说

科学理论既能解释已知的事件,也能预测未来的事件。预测得到证实是科学理论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志。但哲学理论却不能产生预测。本文围绕这一区别探讨假说、预测、自明、规律、机制等概念并借以阐明哲学理论和科学的某些深层区别。科学理论以假说的方式提出,推论出某种可预测的现象,反过来靠这一预测是否实现来判明假说是否为真。之所以采取这样迂回的步骤,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判明最初提出的理论是真的是假。哲学关心的则是本性使然合乎道理的东西,而不是建构某种假说以合乎某些资料。哲学理论完全是解释性的、理解性的、和预言毫无关系。参照科学理论的建构方式,用预测能力来要求哲学,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哲学理论的性质。     

国际避税产生的动因分析

国际避税是跨国税人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差别、漏洞、特例和缺陷 ,以规避或减轻其国际纳税义务的行为。国际避税从本质上讲是避税行为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 ,但国际避税决不是避税行为跨越国界的简单延伸。国际避税作为一种现象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现象不仅不会消失 ,反而有可能会以更加普遍的形式出现在国际经济活动中     

世界发达城市轨道交通三大发展趋势

本文在对世界发达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模式进行定性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世界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多元化、运营市场和管理法制化三大发展趋势,以求对快速发展的国内城市轨道交通有所借鉴。     

现代艺术的生态审美批判

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方面,精神生态危机与自然生态危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两者都是生态文化运动所要关注的对象。本文试图从生态文化的视角出发,对现代艺术领域里的非生态现象进行批判,并阐述生态审美的基本原则及其本体论基础,希望生态审美研究能成为推动艺术生态与精神生态和谐的第一步。     

吕祖谦朱熹共讲月泉说质疑

明末以来的不少文献资料如《嘉靖浦江志略》、《乾隆浦江县志》都记载,吕祖谦、朱熹曾一同讲学于浙江浦江县的月泉书院,即第一次在宋孝宗乾道年间,第二次在孝宗淳熙八年.但如果就古代文献所提供的这两个时间来考察,则所谓吕祖谦、朱熹一起讲学月泉的事实属子虚乌有,属以讹传讹,不能信以为真.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传,与此两人一个作为儒学正宗,一个被公认为浙东学派的实际开创者不无关系.这一事实也反映出一些旧地方志乘不一定值得信赖.     

计划生育困难群体的问题和扶助对策研究——以扬州市为例

计划生育政策在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其中近年来计划生育家庭的贫困问题颇受关注。本文将以扬州市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计划生育困难群体的问题和需求,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相应的社会扶助对策。     

原型模式:雨王汉德森的成年礼--对索尔·贝娄小说《雨王汉德森》的另一种解读

成年礼是世界上很多民族史前时期都普遍存在过的习俗,受礼者要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接受肉体和精神的各种严格考验,然后才能被接纳为民族的正式成员。索尔.贝娄的小说《雨王汉德森》可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运用原型批评方法进行解读。主人公汉德森从美国到非洲再重返美国的经历构成了一个“儿童———严峻考验———成年人”的情节框架,可被视作一个成年礼的原型模式。     

基于“胡焕庸线”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动

“胡焕庸线”作为中国人口的突变线,从1935年提出至今的80余年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文章从民族人口的视角出发,收集和整理1953 ～2010年期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级资料,运用ArcGIS、GeoData的空间分析技术,对“胡焕庸线”两侧的民族人口分布状况、变动趋势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少数民族人口在传统分布区形成多个热点分布区域;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泛,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乃至全国范围迁移扩散的态势显著;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具有非凡的稳定性.从1953 ～2010年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75∶25的比重一直相对稳定,可以说“胡焕庸线”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突变线.     

我国城乡儿童福利一体化指标构建及测量

儿童福利差异是城乡发展差异的产物，文章以城乡儿童福利一体化为研究内容，在梳理我国儿童福利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了城乡儿童福利一体化指标，并运用全国城乡数据对我国儿童福利城乡一体化指数进行测量。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儿童福利一体化指数0.592，一体化程度整体较低，城乡差异大，其中教育福利差距较小，生活福利与医疗福利差距较显著，相关福利政策有待完善。     

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的构建

社会福利法律制度是对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所有关于社会福利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在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下,我国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缺乏体系性、普遍性、组织性和监督性。我国在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过程中,要构建发展性、正当性、需要满足型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形成在《社会福利法》统领下单项法和专项法组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