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法之绑架罪与我国绑架罪的比较——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为例

绑架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各国刑法典中一直是作为重罪进行惩罚。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拜金主义等思想的盛行,绑架犯罪也日益增多。在我国,绑架罪被规定在刑法的第239条,并且《刑法修正案(七)》对于第239条又进行了法定刑上的完善。但是,由于犯罪手段的多变性等因素的存在,我国对于绑架罪的规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试从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中关于绑架罪的规定入手,比较我国的绑架罪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中的绑架罪,希望能对完善我国绑架罪的有关规定提供帮助。     

论治安管理手段的创新——以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为视角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的治安管理手段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城镇化建设和治安管理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治安管理手段的改革和创新需从理念和实践手段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我国司法实践中受贿罪初探

随着社会的发展,受贿犯罪的形式出现了新特点,其手段更加趋于隐蔽化、智能化,出现了诸如低买高卖、委托理财、挂名领取薪酬等名义掩盖的犯罪,其实际上是由＂公开＂转为＂私下＂,由＂现货＂变为了＂期权＂,这就给受贿罪的认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对司法人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敏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论刑罚世轻世重原则

刑罚世轻世重原则是指统治者根据社会的现实状况而不断调整刑罚的轻重缓急的一项原则.该原则体现在治吏和治民两个方面,并且在明朝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对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强制医疗鉴定程序的完善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最大的进步在于确立了强制医疗的司法审查制度。然而该修正案规定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规则尤其是鉴定程序存在缺漏。我国立法应根据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特殊性及保障当事人权利的需要,通过专业立法建立精神病鉴定程序,完善精神病鉴定的启动程序、鉴定期间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等。     

对环境刑法的象征性标签的质疑——与刘艳红教授等商榷

近年来环境刑事立法被视为象征性立法的典范。尽管有学者对我国象征性立法的批判进行了反批判,但他们并未站在同一个层面来审视象征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甚至变相转移了批判者的真实目的。产生象征性错觉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通过现代刑法应对风险时所普遍持有的纯粹法律工具主义的态度。无论从司法实践的效果还是立法层面的推测来看,环境刑法都不符合象征性的标签。"象征性立法"标签的错位套用,不但会造成环境刑法公共认同的缺失、限制环境犯罪的治理,而且会加深古典刑法与现代刑法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正视环境法益保护范围扩大的现实需求,秉持生态中心的法益观。     

美国刑事司法过度犯罪化——成因﹑后果及对策分析

刑事司法过度犯罪化是美国日益严重的法律和社会问题。过度犯罪化带来犯罪圈的扩大和严厉的刑罚,这和非犯罪化和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是不相符的。过度犯罪化导致了自由裁量权不当扩大﹑浪费有限司法资源等后果。通过刑事实体法去政治化等传统对策并不能有效遏制过度犯罪化,把自由主义引入过度犯罪化的解决之道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涉检信访预警防范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因此以申诉、控告、举报等形式的涉检信访不断增多,引起了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从执法人员、信访群众、司法机关三者的主观方面分析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满足维护司法权威、节约司法成本、维护司法和谐的基本要求下,提出从源头上解决涉检信访问题的预警防范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