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计算机伦理学研究与计算机职业伦理规范建设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研究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计算机伦理学首先在美国兴起.多年来,美国计算机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在实践中不断深入,为推进计算机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全球重要影响的<美国计算机协会(ACM)伦理与职业行为规范>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特点出发,提出了计算机伦理规范的一般准则、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的道德责任、美国计算机组织的领导者道德准则,为我国如何加强计算机伦理学研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机职业伦理规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化境"背后:钱钟书的文本价值论

钱钟书在讨论翻译问题时所采取的是观察家角度,他提出“化境”的本意并不在于为翻译行为设定唯一正确的标准;他认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可以分离,翻译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起着重要作用。从钱钟书暗喻的文本价值论来看,可以推断出他对文本竞争和语言竞争的提倡。     

英国城市化的核心动力：工业革命与工业化

英国城市化发生的基本前提是农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但它的核心动力却是工业革命及其引起的工业化，这一过程导致了经济和人口的集中，使工业与城市发展良性互动，整合了以城市为主体的英国社会经济系统，并通过产业的关联效应推动英国城市发展。这四个方面都对英国城市化的兴起起到了核心性的推动作用。     

构建科技自主创新财税政策体系

近年来,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各级财政部门加大投入,调整结构,强化管理,有力地推进了科技自主创新。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逐步建立,原有科技财税政策体系和管理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紧围绕财政支出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从支持重点、投入方式、政府采购、绩效考评、体制完善等方面着力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国际规则和科研工作规律的科技自主创新财税政策体系,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科研开发水平。     

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及翻译现状的思考

通过分析泰戈尔在中国的翻译及研究的状况,揭示作为时局影响产物的泰戈尔翻译如何反映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如何与中国社会进程发生关联。这也进一步显示了国情语境所造成的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及外国作品改译——为现实服务的译介观(贯穿现代中国译介全过程的一个体现方式)——的必然性。以及关于国外学术界对中国泰戈尔研究的翻译介绍现状的思考。     

论平等观念的儒家思想资源

尽管儒家社会不是平等的社会,古代儒家也没有将普遍"平等"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价值转换中的现代人依然在儒家传统中发现与现代平等有连续性的思想资源:古代中国有与西方封建社会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设置,如有科举而没有世袭的贵族.儒家反对贫富差距悬殊的传统,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代表的"天下大同"的理想中成为了现代传统.农业社会主义或者平均主义也是有儒家传统因素的.儒家纲常中次要的原则"友道"中潜在的平等(或对等)观念被发掘出来,做了现代性的解释.尤其是从性善论发端的圣凡平等的理论,似可与现代平等尊重的原则直接对接.平等在近代的嬗变,其一是政治的,为个体争取权利;其二是伦理道德的,为了建立道德主体性.圣凡平等由此呈现出了现代性.它同不能脱离群己关系来讨论的认识主体性一样,同样渗透着平等的意识.     

略论文言与白话的特色

文白的交替反映了汉语书面语发展的脉络，从历史的眼光看，文言和白话又都有其各自时代的合理性，二者各有自己杰出的作品和语言巨匠，具有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     

《汉语大词典》拾遗——以《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为例

《汉语大词典》(下文简称《汉典》)是一部优秀且实用的工具书,在辞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是因所收条目义项众多,难免存误。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中,利用成书于战国末期、书写于西汉初年的出土文献《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对《汉典》从词条失收、义项阙失、书证晚出、书证缺失和补充战国书证等五个方面进行拾遗补充,以期为拟出版的《汉典》补编本和修订本提供一些资证。     

累:轻与重

忙人秉性不足,以取物于身心为安.所取压迫、主导身心而致累.忙人在世,一方面自己找累,另一方面互相拖累、连累,其结果是人人不免乎累,人们注定受苦受累,累成为当代人普遍的命运.取物而背负物,物重而致人累.物重乃人使之重,重物轻己人故累.累由聚物于心,物重人轻而起；不累则反之,散物而使物轻人重,物不移人,自然轻松.自重而轻人则己不累而人累,自重而轻物则人不累而物累.人累、物累则己终不免乎累,自重而重人,自重而重物,物我、人我各不相累.     

《文化哲学》与生态文明

《文化哲学》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一部最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是中国读者了解施韦泽提出和论证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方法和过程,并且探讨其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关系的最好资料。《文化哲学》的文化批判是其文化哲学的起点,敬畏生命伦理学则是其文化哲学的结论。而施韦泽所体现的向东方思想的转向和跨越,使其原本还没有直接针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革命“的先声,并由此成为当代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