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规定的不足及其完善

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单独的一节进行了规定,这是技术侦查法治化发展的里程碑,对于人权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从此,技术侦查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取得了合法性,通过技术侦查取得的材料具有了证据资格,有关的法律程序也进一步健全；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也存在概念模糊、适用范围单一、适用条件宽松、证据材料使用不科学等问题,在实务操作中易导致技术侦查权的混乱、滥用,从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需要明确技术侦查概念,正确界定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的关系；规定技术侦查合理的适用范围标准和严格的适用条件；采取有效措施,在保密的同时保证被告人的知悉权、质询权.     

《周易》中的“文”

《周易》中＂文＂的内涵相当丰富,大体可分为＂秀外＂之文与＂慧中＂之文。前者即＂文＂的浅层意义,后者则通过＂坤卦＂予以体现,是具有含蓄之美的内在文采。《周易》中的＂文＂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论语》则在《周易》的基础上,将＂文＂对象化,自此＂文＂作为核心概念开始裂变。     

论1954年宪法的时代特征——纪念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它上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启1982年宪法。这部宪法有其独特的时代特点,它是毛泽东宪法思想影响下的宪法,过渡时期的宪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和发展的宪法,基本权利单列成章和其后置的宪法,全民大讨论的宪法。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的特点,对理解我国现行宪法体制、树立宪政文化意识、普及宪法知识是有所裨益的。     

宪法视角下代孕生育的合法性研究

代孕生育从诞生之初就饱受争议,我国通过部门规章禁止代孕生育,但是实践中代孕生育多有发生,并引发诸多矛盾纠纷。承认代孕生育的合法性实质上是赋予代孕母自由选择的权利,代孕生育是否侵犯代孕母的尊严应当由代孕母自己作出判断,代孕生育本身并不会侵犯代孕母的尊严。生育权的存在为代孕生育的合法性提供了可能性,夫妻一方不孕不育,另一方的生育权也可能难以实现。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有必要承认代孕生育的合法性,以便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生育权,保障失独家庭的合法权益,解决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     

社会保险基金筹集的法理理解

文章从法律理论基础、社会保险税法律制度等多个角度,对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上的一些问题作了理论分析;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以“公平与效率”为出发点,结合我国国情客观分析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情况;文章还选取了英国、美国、德国三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代表性理论,为探讨我国改变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方式,深入研究开征社会保险税之条件提供依据。     

简易案件处理的方法论意义

由于在简易案件中,事实与规范之间可以轻易实现等置,因而现有的法学方法论研究都是围绕疑难案件的解决而展开。然而,审视当前的司法实践,恰恰发现简易案件的不当、不法处理严重损害了裁判的权威。为此,有必要明确简易案件的方法论意义:相较于语言学、解释学和程序化进路的漏洞,简易案件为确定规则的核心意义提供了实践进路;简易的处理所获得的直觉和经验,为识别和处理疑难案件提供了重要进路;通过目的解释、类推的适用,简易案件的处理能为疑难案件的处理提供智识上的指引。     

中国法律规范体系与立法效果再评估

务实科学的法律规范体系与立法效果评估是完善法治体系的关键环节。在2015年法治发展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持续围绕完备性、科学性、民主性和受监督性四大指标构建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精心设计并修正针对社会公众、法学专家、法律执业者的调查问卷,借助随机抽样和立意调查两种实证研究方法,在全面考察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的实际状况及其年度差异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得出具有可信赖度的评估结果,将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助力。     

大数据时代"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元规制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保护面临新的威胁和挑战,主要集中于数据收集、分析、使用等阶段."公平信息实践原则"作为个人数据保护的重要原则,难以有效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尤其是"信息自我管理"理论和"告知-同意"工具出现失灵."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基本主张是将个人数据保护纳入设备、产品或服务的设计过程,体现了"通过设计保护隐私"和"代码即法律"的理念,可以有效弥补个人数据保护和技术设计之间的差距,成为"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的重要补充.我国在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应当构建"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元规制模式,将"通过设计保护数据"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鼓励实施适当的认证机制,从外部刺激企业自我规制,强化"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实施.     

完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的公法路径——以应急物资保障协议为切入点

以政府与企业签订协议的方式保障应急物资供给能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在政府主导下有序吸纳社会资源,是现阶段完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的关键。但对这种协议性质的争议和对紧急采购概念的误用,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民法典》第494条规定的国家订货合同进一步造成了应急物资保障制度向私法路径的偏移。对此,应当明确应急物资保障协议是特殊的政府采购合同并定性为行政协议,在澄清《民法典》第494条不利影响的基础上,遵循公法路径完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在这一路径下,应当在应急物资保障协议中增加储备对价条款,以平衡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此外,还应当建立与应急征用并行的应急征购制度,作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