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视角下代孕生育的合法性研究

代孕生育从诞生之初就饱受争议,我国通过部门规章禁止代孕生育,但是实践中代孕生育多有发生,并引发诸多矛盾纠纷。承认代孕生育的合法性实质上是赋予代孕母自由选择的权利,代孕生育是否侵犯代孕母的尊严应当由代孕母自己作出判断,代孕生育本身并不会侵犯代孕母的尊严。生育权的存在为代孕生育的合法性提供了可能性,夫妻一方不孕不育,另一方的生育权也可能难以实现。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有必要承认代孕生育的合法性,以便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生育权,保障失独家庭的合法权益,解决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     

社会保险基金筹集的法理理解

文章从法律理论基础、社会保险税法律制度等多个角度,对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上的一些问题作了理论分析;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以“公平与效率”为出发点,结合我国国情客观分析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情况;文章还选取了英国、美国、德国三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代表性理论,为探讨我国改变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方式,深入研究开征社会保险税之条件提供依据。     

简易案件处理的方法论意义

由于在简易案件中,事实与规范之间可以轻易实现等置,因而现有的法学方法论研究都是围绕疑难案件的解决而展开。然而,审视当前的司法实践,恰恰发现简易案件的不当、不法处理严重损害了裁判的权威。为此,有必要明确简易案件的方法论意义:相较于语言学、解释学和程序化进路的漏洞,简易案件为确定规则的核心意义提供了实践进路;简易的处理所获得的直觉和经验,为识别和处理疑难案件提供了重要进路;通过目的解释、类推的适用,简易案件的处理能为疑难案件的处理提供智识上的指引。     

中国法律规范体系与立法效果再评估

务实科学的法律规范体系与立法效果评估是完善法治体系的关键环节。在2015年法治发展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持续围绕完备性、科学性、民主性和受监督性四大指标构建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精心设计并修正针对社会公众、法学专家、法律执业者的调查问卷,借助随机抽样和立意调查两种实证研究方法,在全面考察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的实际状况及其年度差异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得出具有可信赖度的评估结果,将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助力。     

大数据时代"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元规制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保护面临新的威胁和挑战,主要集中于数据收集、分析、使用等阶段."公平信息实践原则"作为个人数据保护的重要原则,难以有效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尤其是"信息自我管理"理论和"告知-同意"工具出现失灵."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基本主张是将个人数据保护纳入设备、产品或服务的设计过程,体现了"通过设计保护隐私"和"代码即法律"的理念,可以有效弥补个人数据保护和技术设计之间的差距,成为"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的重要补充.我国在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应当构建"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元规制模式,将"通过设计保护数据"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鼓励实施适当的认证机制,从外部刺激企业自我规制,强化"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实施.     

完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的公法路径——以应急物资保障协议为切入点

以政府与企业签订协议的方式保障应急物资供给能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在政府主导下有序吸纳社会资源,是现阶段完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的关键。但对这种协议性质的争议和对紧急采购概念的误用,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民法典》第494条规定的国家订货合同进一步造成了应急物资保障制度向私法路径的偏移。对此,应当明确应急物资保障协议是特殊的政府采购合同并定性为行政协议,在澄清《民法典》第494条不利影响的基础上,遵循公法路径完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在这一路径下,应当在应急物资保障协议中增加储备对价条款,以平衡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此外,还应当建立与应急征用并行的应急征购制度,作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中国教育法律体系近代化轨迹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有很大差别,“学而优则仕”,“学”与“政”的高度统一,虽适应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的农耕经济和乡土社会,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自然科学内涵,加之后期科举考试制度设计渐趋程式化,对社会生产实践尤其是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贡献甚微.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伴随着西学东渐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产生了启蒙教育思想.在晚清,近代科技与教育甚至被统治者提高到上层建筑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先锋地位.20世纪前后,政府开始自上而下的教育法律制度改革,引进西方教育法律制度,颁布学堂章程等一系列教育法律规范性文件,规范近代学校教育.通过教育法律法规以国家干预的形式推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     

水下文物保护管理的法制完善——以《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订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于2022年进行第二次修订,修订后的《条例》亮点纷呈,可以说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水下文物保护管理的一次重大的法制完善。但是,《条例》依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与《联合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在保护对象、保护范围等核心问题上仍存在差异,在所有权归属方面仍存在难题,总体上忽略起源于外国的水下文物以及回避国家船只和飞行器的主权豁免问题等。针对存在的问题,秉持“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健全保护体系、拓展保护格局、细化职责分工、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法制再完善,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遗产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中国法律文化的历史发展与近代变革

从历史渊源看,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根基最深厚、民族认同感最强烈、实际影响最深远的法律文化传统。自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已开始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正在逐步地失去,而开始面临着一种全新的生存环境。古代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瓦解,但其包含的很多因素则分散地以各种形式延续下来,法律意识、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不少内容在现代仍具有建设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