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体系再考察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史记》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不以司马迁本人的认识来解读《史记》,而是将后人的某些“程式化”的认识强加于其书。文章试图以司马迁本人的史学思想为指导重新对《史记》作一考察,以还原其本来面目。     

从仰韶文化的神秘主义到土家族的端公

当猿人制作第一块石器时,我们可以说他创造了“文明”。人类的天性是不满足于生活的现实空间,而是力图构筑精神空间。一切神秘主义以及随后的宗教是先民不满足于生活的现实空间,试图探索精神空间的一项创造。土家族现存的巫师端公,可以追溯到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陶器上蒙面人纹饰表达的应当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主题。汉水上游是仰韶文化向南传播的通道,可能是巴人的发祥地。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朝主理国家政治之时,在政治上厉行新法,在经学上力倡新学,两个“新”字当中包含着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多方面内涵。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王安石变法与《周礼》一书的真实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以《周礼》为依据而进行具体变法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实践——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

"大一统"思想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大一统"思想虽然萌芽于先秦时期,但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其核心是"汉为天下宗",董仲舒等对"大一统"的解读是对这一观念的完善。"大一统"思想形成后为后代所继承,隋唐两朝是积极的实践者,但边疆族群尤其是游牧族群的继承和发展则使其成为了缔造多民族国家的积极主导者。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清王朝则更加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思想,最终促成了多民族主权国家的定型。     

“仪”与“朝”:明代朝参议政及其沦失的历史考察

朝参是明代君臣共同议决国事的重要制度。较之唐宋，明初朝参仪制屡经调改，趋于简化，形成更定起居礼仪、分立内外朝仪、弱化朝仪等级等独特运行机制，并在议政、理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君臣互动、决政、共治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初皇权造极之际君臣分明、礼法严明的秩序格局。至明中后期，朝仪繁冗杂复、废时误事，加之时有皇帝怠政不朝、廷臣惰政失朝，以致朝仪与朝政的矛盾日渐凸显，朝参也逐渐失去议政决策的原初功能，进而沦为仅是皇威至上、皇权合法的外在形式和礼仪象征。     

"清官"考辨

本文考证了从循吏、清吏到清官的名词演变,指出古代清官中大多数不仅生活清苦,而且在官场中也大都是蹭蹬不得志,在古代人治和等级授职制下,十官九贪,指望依靠一个或少量清官反贪,不过是痴心妄想。本文着重说明了清官与公仆的区别,强调了贯彻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原则,对于惩治贪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赵佑传》的整理及相关问题

天一阁藏<明史稿>中有两篇<赵佑传>,一为草稿,一为誊写稿.通过整理基本可以确定:各卷本清修明史的<赵佑传>均以天一阁藏稿为基础,在史料上没有增加,文字上加以删改;416卷本<明史>与天一阁藏稿的关系最近;天一阁藏稿<赵佑传>内容主要来自<实录>.因此,天一阁藏稿<赵佑传>对于研究<明史>的修撰及赵佑其人均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如何诠释边疆——从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说起

如何诠释边疆融入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学界关注已久的问题。文章在对匈奴和西汉于西域分别设置管理机构僮仆都尉、西域都护的时间、职责等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认为诠释西域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版图历史的标志是僮仆都尉还是西域都护体现着不同的话语体系;同时结合西藏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版图的研究情况,提出传统"自古以来"的说法似乎更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的这一主流看法。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的几点思考《中文关键词》=晚明社会:政治变动:社会转型:利益集团:国家权力异化

长期以来,对于晚明的民众运动,无论是农民起义、奴变或者是城市的民众事件,往往统统称之为民变.如李文治先生著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事而成其名著《晚明民变》.近读樊树志先生《晚明史》,有述临清、湖广民变之章节,亦有述陕北民变之章节,对民众运动亦归入民变范围.然而,晚明城市民变与此后不久发生的农民起义虽然都是社会阶级的斗争,但亦有着明显的不同.以今日对于此类事件的定义,城市民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似应属社会阶层复杂之群体事件.对此,台湾学者巫仁恕教授不仅不以“阶级斗争”论之,且不以“民变”论之,甚至不以“事件”论之.他所著《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一文将其定义为集体行动[1]367,已明显不同于以往之论述,所论重于集体行动之社会层面及与政府政策关系诸方面内容.其近期出版的专著《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对此更有深入系统研究.笔者较为同意巫教授关于群众集体行动的论点,但以为此类行动仍为当时之民众群体事件.本篇小文,仅拟就此类群体事件与社会转型时期部分国家权力异化之关系略作述论,以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