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目标与国有企业改革

企业目标是决定企业行为的关键因素,我国的国有企业具有利润目标和多重非利润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解释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的根源,同时可以说明,不改变利润目标和多重非利润目标并存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取得突破。国有企业多重目标的形成源于作为出资人的政府的多重目标,要实现国有企业目标单一化,就必须改变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体系,成立独立于政府的、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惟一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中国保险业中长期增长潜力分析

本文基于市场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分析,探寻"世界保险业增长规律曲线",并以该规律曲线为参照,结合中国国民经济和保险业发展的具体现实,量化分析2006—2020年间中国保险业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基本结论是:在2006—2020年期间,在GDP年均增长7—9%的假设下,中国保险业年均增长率较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9.5—17.6%,其中更为可能的浮动区间为11.8%—14.9%。更直观地说,与同期GDP相比,在2006—2020年期间,中国保险业保持一个比同期GDP高2—4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比较容易,保持高4—6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也很有可能,但保持高6—9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则比较困难,保持高9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速度更为困难。     

论出口信用保险对贸易的护航作用和模式选择

当前,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虽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但对我国外贸和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快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必将有利于实现中国贸易强国战略,有利于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为实施出口贸易的产业政策,我国宜采用政府成立全资公司办理模式并加快出口信用保险立法步伐,以法律来明确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易地搬迁农户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湖南湘西的微观实证

搬迁农户能否融入乡村产业,决定了易地搬迁脱贫的稳定性与长效性,关系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衔接。易地搬迁通过调整农户与资源地理组合,接入市场与信息网络,使农户获得产业可惠及性。产业惠及效应的发挥受到农户异质性和政策因素的耦合影响。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户为调研对象,对农户搬迁后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疏离于乡村产业发展,陷入生计失能风险,相对贫困程度加深;户主技能或技术、信息接受渠道对农户搬迁后的产业参与及产业增收均有正向影响;信贷支持搬迁农户产业经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欠缺;集体经济组织及龙头企业带给搬迁农户的产业惠及效应有限;相比基建环境,定向扶持政策有助于引导农户融入乡村产业链并从中受益。基于上述研究,政府应重视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的生计接续和产业赋能,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精准开展搬迁农户的产业技能培训;加强搬迁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的信贷支持和信息供给;优化政策安排与组织链接,推动搬迁农户深度融入乡村产业链并长效受益。     

市场集中、空间集聚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制造业企业数据并运用DEA方法测算了中国微观层面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并以市场集中和空间集聚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关于产能过剩的两类理论观点:投资潮涌和市场涌入导致市场分散和产能过剩的"发展阶段说";地方政府竞相促进投资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地方政府说"。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不到70%且在研究期间内逐年下降。从内部看,主要是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差异较大,前者往往高出30个百分点,而行业、地区和所有制类型之间虽有差异但均在10个百分点以内。实证检验表明,市场集中度和企业规模、空间基尼系数和政府补贴各自与企业产能利用率均显著正相关,但对双方同时检验时后两者的显著性和系数很不稳定。这意味着市场过于分散、企业规模过小是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中出现产能过剩现象的主导因素,而地方政府的重复性产业建设则通过影响市场分散和企业规模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在导致市场分散、企业规模较小的投资潮涌和市场涌入的推动因素之中,由地方政府所主导的重复且分散于各地的同构性产业建设便是其中之一。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从“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

资源型城市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转型难题,如何将“资源诅咒”变成“资源祝福”渐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话题。文章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论述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的原因以及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逻辑,在系统介绍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模型(GIFF)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大同市作为典型案例来阐述该框架的应用以及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提出以“有为政府”干预引导资金和资源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非资源型产业倾斜,并消除限制产业发展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进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出一个由“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的正确思路。     

中国GDP成本结构对投资与消费的影响

GDP成本结构反映了国民经济对生产部门的成本支出,同时也是各个机构部门的初次收入,这种收入经过复杂的再分配过程形成最终收入及其使用,反映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文章通过对GDP核算数据的分析和国际比较,说明在我国GDP的成本结构对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有明显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及分配中的二元结构是导致高积累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改善投资和消费间的比例关系,不仅需要在需求方进行短期的总量管理,而且需要在供给方实施长期的结构管理.     

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与农民数字生活

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架构农民“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数字生活”的理论框架,并依据四川、重庆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以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为表征的数字生活的影响效应及群体异质性,计量论证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上述影响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职业类型及收入的群体中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数字化教育显著促进农民数字素养积累,且数字素养对数字化教育影响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灌溉基础设施对我国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研究

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业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农业投入产出数据重新计算1980-2018年27个省（自治区）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结构断点模型实证分析灌溉基础设施在不同时期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作用。结果表明：虽然过去40年灌溉基础设施在促进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边际影响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并随农业农村转型发展逐步降低,这导致灌溉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随时间呈现递减趋势。基于上述结果提出,改善灌溉基础设施投资区域布局,优化公共投资方向是提升灌溉基础设施效率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