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艰难转折——近代工业化思想的萌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工业化思想以“边破边立”的方式,开始萌芽并逐渐发展起来,从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教条被不断修正和否定,发生了质的转折,逐步纳入到以工业化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思想轨道中。经过艰难的探索,近代中国在工业化的模式、战略及工业建设方案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为后人继续探讨工业化问题开辟了道路。     

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基数大,人力资源存量丰富。但是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因此,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是知识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推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发展逻辑和未来走向,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当代中国新文化,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大前沿课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鲜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结合、融合、磨合、整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观念形态转为实践形态的过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就要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其引导性和主导性作用;就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其竞争性和凝聚性作用;就要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性和资源性作用;就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创造性,增强整合性,使中华文化更加具有吸引力、感召力,更加多姿多彩。为了更好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这一重大课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     

一朵被挂起来的金花——20世纪50年代汉民族形成问题再论

20世纪50年代,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论战,持续三载后,以悬案挂起.牙含章、叶江分别从“民族的译名统一”和“厘清‘nation’和‘ethnic group’的内涵与外延”角度力图终结悬案,但仍未解决论辩双方的根本分歧.本文认为在斯大林民族定义范式下,围绕着汉民族形成以及是否为资产阶级民族进行的这场论战,问题的关键在于忽视了国内各民族形成的特定历史环境.需站在历史角度,管窥问题所在并拾掇解决途径.     

历史与理论的双重思考--再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作用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在东欧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包括地理和语言、不同文化的冲突、与东西方社会的特殊关系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和学术视野。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又以其独特的思想把握东欧的时代,包括主要集中对苏联和东欧由“权力”控制的各种扭曲问题的揭露与批判,根植于“现行的社会主义”本土而对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内在的体验与反思,及以创新的理论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历史把握理论、从理论把握历史,而历史与理论互动的结合点不仅是阐释结论,更重要的是研究问题。     

西方世界推崇马克思的原因探究

西方推崇马克思的原因,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与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实际关系层面来理解。一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还存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较之其初期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其剥削、压迫劳动者的本质并没有变,所以劳动者总是把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追求解放的旗帜。二是马克思提供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即唯物辩证法,对人类具有永恒的价值。西方社会也普遍在利用这一理性工具解决自己的问题,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三是马克思根据自己的价值目标,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现实,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而对社会发展趋势做出的推测和根据这些推测做出的一系列对策安排——包括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设计,这些东西中有很多被后来的社会发展的实践所一一证实,这也是西方知识界推崇马克思的原因。有些人在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也不对社会主义出现的挫折和问题作具体分析,就盲目地排斥马克思主义,这是极不严肃的态度。今天,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广泛吸取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大胆创新,努力构建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关于和谐社会的伦理学思考

当代伦理学的价值目标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六大特征完全一致,因而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伦理学对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公正”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因为“没有公正便没有道德”、“公正即和谐”,这是中外伦理学的古老命题;当代伦理学认为,社会和谐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前提,因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落实社会公正原则,追求效率与平等的最佳结合,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此,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旗帜,加强“三公教育”即公正教育、公仆教育和公民教育,抓紧制度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努力实现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启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哲学反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的检验,不仅表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真理,而且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因此我们应不断探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     

蔡元培的学术观及其大学课程建设思想探析

蔡元培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十分推重理论科学的独特作用,因而在课程建设上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他重在学理的大学课程建设思想,目的是要通过高素质的教育,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此,他特别强调师资质量对教学的决定作用,并要着力于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同时又明确把德、智、体、美并列而称之为"四育",是培养"健全的人格"所不可偏废的。他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同时又要择善而从,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这为课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重新解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政策,不仅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而且也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新经济政策是退却,但这是有限度的、有秩序的、适时将转入反攻的退却。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列宁与马恩的社会主义观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