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的广义应用

重新界定了《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的适用范围，提出了该公约的延伸适用及其他可能的广义应用的新理论。论文通过详细分析该公约与其他国际法的关系，发掘了该公约在国际贸易法律体系中延伸性适用这一既往忽视的重要法律问题，揭示了该公约中延伸性适用的法律设计推动电子形式的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意义，阐释了该公约的延伸性适用与参照准用将促进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及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价值。     

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问题初探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创新,但其在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尤其体现在对原告资格的界定上。对此,我国学者和实务界人士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后,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适用中应当对主体资格有所扩张,但在程序上要进行限制。     

“繁简分流”之下简单案件的分层识别——以2021年《民事诉讼法》中独任制修订为视角

2021年新《民事诉讼法》修法为针对“繁简分流”改革之专项修正，“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首要前提是在形态各异的案件中精准识别究竟何为简单案件。以新《民事诉讼法》之下的独任制为视角，我国确立了四种简单案件形态：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以及二审独任制。目前立法对于此四种简单案件之条件规定既笼统宽泛，也存在较多重合之处，造成对简单案件识别的自由裁量和混乱无序，因此应当明确其识别标准，并在简单案件内部体现分层识别机制以匹配差异化的简单案件类型。可行的路径为依据简单案件识别的原理及需求，分别审视“标的金额小”、“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以及争议大小的可适用性。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类案检索机制的功能实现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围绕如何处理检察机关求刑权和人民法院裁判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主导权问题，相关争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学理模式：“居中裁判”模式、“检法冲突”模式、“自动售货机”模式、“复读机”模式。随着司法大数据的不断公开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化发展，类案检索在提高检察官量刑建议精准性和认同度、规范法官在量刑中的法律推理和心证公开、增强新型案件量刑裁判的可接受性上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当前，对类案检索的功能设定日渐出现了“技术理想主义观”和“现实主义论”的分歧。基于上，建议：进一步明确审判者司法理性的核心地位和类案检索及相关数字化技术的辅助功能；完善量刑类案中案例相似度计算模型和革新数据口径及其检索条件；制定量刑类案数据采集、运用质量控制与评价体系；基于刑事法一体化，围绕实体要件、法定程序要件、证据运用要件、刑事政策要件等加强类案的系统化建设。     

论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律师辩护“全覆盖”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律师辩护全覆盖迎来契机。但囿于“法律帮助”的有限性，应警惕以“法律帮助”取代“辩护”。有必要在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中重新审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合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经验，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科学设计。原则上应当以经济困难作为适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标准，合理界定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积极推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构性改革，着力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我国国情下商业判断规则的导入问题省思

伴随着近年来强化董事责任立法信号的频发，如何促进董事有效决策成为了我国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而被视为是这个问题重要解答之一的商业判断规则也自然而然地备受关注。结合国情来看，商业判断规则保护董事、推动决策和促进创新的功能目标符合我国未来发展趋势，为该规则的导入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同时，当下我国董事的权责失衡问题导致了种种窘境的产生，通过商业判断规则来给董事打上一针强心剂可谓有所必要。我国既有的法律制度和过往的司法实践也证实了商业判断规则具备可行性，但现有判例也反映出我国法官对该规则的理解存在偏差与错误，亟待进一步统一与纠正。     

双边税收协定在中国适用的法教义学阐释

双边税收协定适用的法教义学阐释是要解决税务机关和法院适用双边税收协定中面对的法律适用、体系构造与法律解释这三个现实问题和难题。双边税收协定具有直接适用性，但是，不具有绝对的优先适用性。双边税收协定的规范体系由以概念和规则为内容的外部体系与以原则为内核的内部体系所构成，全面理解和掌握双边税收协定的规范体系是避免错误适用和解释双边税收协定的根本。双边税收协定在其内部构筑了由用语的定义性解释与未明确定义用语解释组成的独立自主、双层结构与解释依据存在先后次序的解释规范体系，无须借助外部的法律解释依据和方法。     

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的社会危险性评估与程序应对

近年来，涉及传播艾滋病病毒和曾被作为“乙类甲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刑事案件高发并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由于具有严重传播风险，需要特殊治疗并予以分类管理，在追究这两类重大传染病患者犯罪的刑事诉讼中，一线办案人员普遍面临较大压力，担心发生感染事故或职业暴露。受“潜在危险论”影响，在贯彻从严惩治方针时，存在“一押到底”“超期非羁押”等非法治化现象；在作出轻缓化处理时，又出现了“一放了之”“纸面服刑”的个案。随着相关疾病传播概率、危害后果的客观变化，在防疫政策修正后，对涉罪患者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应当作出适应性调整，甚至根本性转变。当前，有必要系统整合存在不少冲突之处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从长远看，根据“以预为先”理念，为有效防治今后可能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中增设“涉重大传染病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一章。建议遵循流行病学规律，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循证评估重大传染病患者在司法场域中的现实危险。在扩大适用非羁押、非监禁刑时，可以依申请或依职权采取电子监控手段加强监督管理，降低相关风险。     

论TRIPs协定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措施介入程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刑事手段介入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已成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结合“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案例”的专家组报告,论证TRIPs协定第61条规定的知识产权的刑事措施介入程度问题,明确TRIPs协定对刑事措施介入的限度和成员的最低义务,提出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