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建立扩展的生产函数,使用1994~2005年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加工贸易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的作用非常微弱,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就业和投资的增加。     

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党员发展问题研究

在当前中青年骨干教师已经成为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主力军的背景下,积极推进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党员发展工作,不仅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方针,同时也是为党的事业培养新时期接班人的重要举措.在阐述积极推进中青年骨干教师党员发展工作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发展中青年骨干教师成为党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结合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实际,提出了积极发展中青年骨干教师成为党员的应对措施.     

赖德烈中国学的维度、逻辑及评价

耶鲁大学赖德烈教授是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基督教史史学家、东方学家。在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崛起之前,赖德烈是三四十年代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其在美国中国学研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本文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了赖德烈中国学研究的学术维度及其内在逻辑,分析其在美国中国学发展过程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这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上半期美国汉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发展规律,更全面地把握美国社会的社会变化和历史变迁。     

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农业合作社的绩效分析

1942-1945年间,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措施,而不仅仅是革命危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从整体上看,它是中共创新地利用乡村互助合作生产的传统,以合作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此举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广大民众通过合作社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参与中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中共逐渐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握.     

集团企业资源配置优化模式研究

文章结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提出了集团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模型,探讨两个内容:第一,大型企业集团应该如何依据自身条件做出是否应该多元化的决策,其次如果应该多元化的话,资源应该如何在该集团企业内进行分配,也可以表述为各事业部(子公司)的最佳规模;第二,当行业需求发生变动时,企业集团应该如何根据自身条件调整资源在各部门(子公司)的配置.     

法律引证的制度意义

在中国的法院判决书中,引证法律条文的次数能够反映出该法律条文的实际效力.为提高法律条文的实际效力,在立法过程中强调法律的可适用性十分必要.除了引证法律条文以外,在法院判决书中引证先前判决也仍有可能,引证先前判决既没有打破司法和立法的平衡,又能够增强判决书的说服力,帮助形成中国的司法知识传统.因此,在中国,法律引证活动的展开,对于立法和司法制度的改革都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中国进一步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若干建议

私募股权基金既不是稀有资源，也不是洪水猛兽，虽不能放任自流，也不宜事事严控。国家鼓励、监管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应讲究技巧，政策不宜太过严苛，抑制其发展；监控内容不宜太细致，压抑私募股权基金的自由发展意志；监控手段不宜太过繁杂，给私募投资者造成投资不便，也给自身的监管带来麻烦。监管应以推动PE整体发展为核心原则，以维护市场秩序为目标，以宏观总体调控为总体思路。     

当代大学生道德信仰危机及重建

大学生道德信仰危机主要表现在道德价值虚无化、道德理想世俗化、道德认知片面化、道德情感冷漠化、道德意志薄弱化、道德行为失范化。社会结构变革的冲击、文化多元化以及大学生自身特点是大学生道德信仰危机的重要根源。重建大学生道德信仰,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价值标准,以共产主义道德信仰为核心内容,加强传统道德规范教育,处理好传统道德信仰与时代要求的关系,关键在于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转化与内化。     

庞德译作《华夏集》研究中的“东方主义”视角述评

摘要：早在东方主义概念提出之前,关于如何评价庞德《华夏集》与中国诗歌本来面目的关系,艾略特就做出过评价,该评价与半个世纪后的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不谋而合,认为《华夏集》并非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集,与中国没什么关系。中国学者钱兆明对这种观点不满提出了东方主义新韵内涵,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他者而是对20世纪的英美文学现代主义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东方主义的概念的运用的确应有诸多的限制条件,否则就变成了生搬硬套欲加之罪。庞德本身是东西方文化相遇的典型范例,对他的评价不可将东方主义概念简单加以套用,更不能据此抹杀他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伟大作用。     

“大调解”机制构建之反思

近年来,“大调解”作为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机制日渐兴起。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特征以及现行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效性危机是“大调解”机制建设的基本背景。同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大调解”机制在当前转型时期优势明显,但是也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内在紧张,如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紧张,运作的行政化,性质与功能的定位有待进一步澄清等等。长远来看,培育社会本身的矛盾化解能力,提升社会自治程度依然是“大调解”机制建设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