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管道地下通过权的法律属性探析

油气管道地下通过权是指管道权利人为在他人地下空间建筑和保有油气管道而对他人地下空间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其法律属性为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当油气管道铺设于农村集体土地之下时,试图改变现行的由国家先征收集体土地再出让给管道企业的做法,由农村集体直接出让地下空间使用权给管道企业,将更有利于维护集体的土地利益。土地的立体化利用会加剧不同层次土地权利人之间的土地利用冲突,在国家给予合理空间规划的基础上,管道权利人应通过相邻关系规则和地役权关系的建立来调整其与周边土地权利人在土地利用中的冲突。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责任：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

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各地已围绕政府责任进行制度构建,开展许多问责工作,但问责普遍化带来基层工作压力过重等问题。对此,应依据行政学关于政治、行政的二元理论,针对生态文明工作特点,构建有所区别又紧密相连的两套责任体系。政治责任体现社会与政治系统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行无过错问责原则,实施功能是给公共权力行使者提供权能和民意基础。各级政府是政治责任主要承担主体,直接向权力机关汇报工作的机构首脑是主要责任人。执政党从总体上对全国长期生态文明建设负责,通过党内机制将责任予以分解。行政责任体现权力行使机关内部的命令-服从关系,实行过错问责原则,追求行政理性,实施条件是有完备的规章制度,承担者是一线工作人员。行政责任的良好履行是政治责任的基础,政治责任的有效维持是行政责任的依据。     

我国邻避冲突的生成与化解——基于 “公民性”视角的考察

从2007年厦门px事件至今,我国邻避冲突一直呈上升趋势,给项目建设与社会运行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尽管已尝试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功能性策略以加大防控力度,却仍未能摆脱“上马-反对-停建”的困局。究其原因,现有对策大都聚焦于对政府或企业行为的诟病与矫正,却对冲突中的公民素养与行为缺乏关注与引导。邻避冲突既是公民“主体和权利意识”等“一阶公民性”不断成熟的产物,也暴露出责任感、理性观等“二阶公民性”的不足和“公利精神”、“妥协意识”等三阶公民性的欠缺,有必要从知识、技术、价值等多方面对公民性进行培育,从而为冲突化解提供支撑。     

企业年报中的非财务信息披露体系研究

企业年报中非财务信息的披露相关,既是企业经营策略与经营效果的有效说明．又能为广大的投资者合理评估企业价值并做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分析依据。本文从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战略信息和与企业社会责任体现相关的保健信息出发,将企业年报中非财务信息划分为两个大类,13个层次,为我国目前年报中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提供一个可借鉴的规范体系。     

提升旅游生计资本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协同共进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提升是评价生态补偿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构建旅游生计资本框架的基础上,对渝东南不同地区14个乡村的旅游生计资本进行统计,进而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资金补偿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物质补偿、政策补偿作用次之,技术补偿作用最不明显。因此,针对不同的农户旅游生计情况,应通过农户生计需求与生态补偿方式之间的精准对接,进行生态补偿方式的捆绑组合,进而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当代大学生学习能力的时空流变与自我测度

对当代大学生学习能力随学习时空的流动与变化进行了自我测度方面的调查与分析,揭示了大学生最看重"自我评价",并以"自己的学习目标"为第一评价标准等特点,并就此提出了几条建议.     

塔河缝洞型油藏单井含水变化类型定量评价

塔河油田的储集体有溶洞型、裂缝型、裂缝溶洞型、溶洞裂缝型和缝孔型,导致实际生产中经常出现油井暴性水淹、油井停喷、产量递降、压水锥无效等复杂难题。可以通过分析水驱曲线的变化来评价不同储层类型或工程措施对生产的影响情况,前人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来评价油井见水快慢程度：（1）通过生产曲线形态定性地表征油井见水快慢,将油井划分为缓慢出水型、含水突发上升型和间歇出水型等;（2）简单地用两个时刻含水率之差来评价单井或井与井的含水上升速度。基于评价油井见水快慢的传统方法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新型双水驱曲线来分析油井动态生产情况,并用一种新的评价指标水油比（拟合直线斜率k）来定量评价油井见水快慢,并最终对塔河四区S48 单元井的含水变化进行了系统分类。     

邓小平“三农”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邓小平“三农”思想博大精深,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为什么以及应当怎样解决“三农”问题。政策和科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体制创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遵循农业发展规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科学发展是邓小平“三农”思想给予我们的时代启示。     

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下的承包合同研究

在现行法中,承包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的依据。由于不同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定位不同,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中的承包合同在主体、客体、内容及订立程序等方面存在重大区别。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承包合同应当被明确为土地承包权的取得依据,是农户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实现途径,土地承包权自承包合同生效之日起设立。承包合同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法律适用、规范内容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承包合同不能适用《合同法》,应当由《农村土地承包法》规范,从而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是承包合同的主体,规定土地承包权的期限和内容,明确农户消亡是承包合同消灭的原因之一。在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合同没有必要存在。家庭承包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划拨方式,将土地经营权给予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四荒”土地经营权,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出让方式给予土地经营权人。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阶段成效、存在问题及完善对策

对国家林业局随机抽查的10个省（区）、20个县、40个乡（镇）、80个村800户农户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显示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分林到户后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显著提升;农民造林及林地流转收益权逐步得到保障;合作社在促农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款基本到户。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林权证登记不规范,发证管理与经营需求脱节;扶持农民营林增收的资金、技术、服务难落实;农民很难也很少用林权证抵押贷款;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农民营林致富的作用不强;公益林补偿标准偏低,商品林采伐受限。结合各地在深化改革阶段的创新实践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提出了推进集体林地三权分置,明确集体林地发展定位,引导集体林地适度规模经营,吸引社会资本进山入林,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