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偶标准的多元化及其对家庭的影响

当前的择偶标准正在趋于多元化。婚姻是男女双方综合权衡利弊的结果。社会变迁将会导致一些家庭问题的出现,如可能会导致离婚,也可能产生一些对于条件优越一方的补偿形式。当前的一些离婚现象正在趋向于无害化;但应当避免和杜绝那些对于条件优越一方的所谓补偿形式。     

农村“闪婚”：父权文化下的“本地婚”

本文以父权为视角,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框架,借用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人际关系网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和通过亲属关系、面子体系等构成的象征体系,深入分析农村“闪婚”的本地化成因.本文认为,传统父权文化并没有因现代思想的冲击而消逝,而是在当下农村继续发挥作用.在打工经济限制青年男女返乡时间的背景下,受父权思想影响的父辈群体为了保证家族的传宗接代,以教化权力为基础,通过打、拉、限、借的方式规训子女的择偶地点,建立起本地的通婚圈.这一模式使得青年男女的择偶时间和择偶地点只有在年假时才得以短暂重合,择偶时间被大大缩短,由此产生了新的择偶方式——“闪婚”.     

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价值与路径思考?

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快速而无序发展的城镇化引起了部分农村的消失。农民与农村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载体,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镇化给农村传统文化的存续带来了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农村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文从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价值出发,分析不同角度下对农村传统文化价值的认知,尝试通过纵向历史对比去解释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探讨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内在机理,探索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具体途径,如适当开发农村传统文化、确立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制度、借助政府等公共力量加强对农村传统文化的研究、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古村落等。     

性别的建构——基于河北省H村就业市场的研究

河北省H村存在着男女两个不同的就业市场,这种就业市场是社会性别机制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造成的,它既与宏观的就业制度和政策有关,又与家庭男权话语及将两者内化的妇女自我意识有关,是社会性别建构的结果。     

“后乡村精英”时代的乡村如何治理？——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剧,作为乡村治理潜在人才的“乡村精英”也随之流失,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总结出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归纳出乡村精英和乡村治理研究的“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底层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在分析方法层面,总结了历史比较分析、典型个案分析和统计调查分析三种路径,并结合当前社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背景,指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意义,其未来的研究走向为乡村社会如何实现多元化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新“双轨制”：中国精准扶贫脱贫的一种新形式

第一书记扶贫脱贫制度是国家通过第一书记健全村级领导班子,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堡垒,实践党建引导和统筹扶贫工作的新机制。受益于费孝通对中国政治生态分析而提出的“双轨政治”概念的启发,提出的新“双轨制”,指涉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与村书记制度的新型“双轨”在贫困领域中的交汇、互动和嵌入。新“双轨制”大大提升了扶贫绩效,然而,也面临系列困境,基于公共政策视角,可从国家顶层设计、地方政府行为、乡村政权建设和基层社会的“四位一体”进行完善。新“双轨制”是对中国扶贫脱贫工程中新思路和新方法的一种尝试性总结和概括,期望为中国扶贫提供一种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本土分析框架。     

制造“同意”:非洲如何接纳中国农村的发展经验?——某中坦援助项目的发展人类学观察

中国农村发展经验能否为非洲学习,是学界关心的热点,但对于“怎样学习”还缺乏微观的分析.因此本文以坦桑尼亚实施的某村级减贫项目为例,围绕项目的本土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以探究“非洲的村落是如何接纳中国农村发展经验”的问题.研究发现,尽管在项目中推广的中国经验与非洲村落的农业技术及管理方法相异,但这种异质性被非洲本土的管理团队通过身份策略、监督策略构建起来的同意机制所弥合,并随同项目的增产成功,同意进一步内化,项目的实施从“村干部监督”进一步转变为村民之间的“相互提醒”.中非之间围绕以“精耕细作”及“村干部带头”为核心的中国发展经验的项目互动,最终形成了一种中非“发展的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