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当代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当代未成年人道德养成教育在内容上更加突出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强化道德价值观教育,注重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反对灌输、崇尚以学生为中心的主体性道德教育是养成教育原则上出现的两个新变化。道德教育家努力创新,推出了道德判断法、价值澄清法、观察学习法和故事启迪法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养成方法。推崇隐性养成教育,强调以实际社会行动和关怀教育来培养良好道德行为习惯,以义工生活锻炼促进素质积淀和提升等,则是在养成途径上的新探索。     

简论计算机应用的法律保护问题

当今中国的计算机软件和网络传播的法律保护问题较突出.解决问题的措施是信息化与法治化应同步发展;要加强立法保护,修订《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要严格执法,规范管理;对于利用计算机进行的各种民事侵权行为要严加惩处;对于利用互联网络进行的各种犯罪活动要、绳之以法.     

居延汉简“鲍鱼”考

战国秦汉历史中,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水产品“鲍鱼”进入社会饮食消费生活。秦始皇人生悲剧最后一幕的演出,有“鲍鱼”以为道具。居延汉简令人惊异地出现有“鲍鱼”文字的简例。河西汉简发现的“鲍鱼”简文,应当是名物研究值得思考的学术主题。考察“鲍鱼”名义,应是指经过腌制处理的渔产收获。河西的“鲍鱼”,亦不能完全排除以海产品加工,来自海滨的可能。思考这种可能性时关注西北区域文化与遥远的海洋的联系,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于当时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的认识。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财政制度变革选择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下进行财政制度变革,需要从民主、民生的角度进行。一个与和谐社会相匹配的财政制度应该满足三个要求：在利益分割过程中贯彻公平原则、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实行民主原则以及公共资源在国家各项职能间的配置达到最优。我国现行的财政制度是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我们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来改革现行的财政制度,由现行财政制度向公共财政制度的转变时需注意现有利益结构的约束。     

两种改革观的原则分歧与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戈尔巴乔夫改革与中国及当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行对照,以未剧变国家为何没有步剧变国家后尘作为重要的参照系,比较这两种改革观之间的根本区别,系统分析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彻底背离马列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大学儒学组织的运行与演变逻辑——基于大学学科发展的权力-资源理论的实证研究

借鉴克拉克的学术权力理论,选取15家大学儒学组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学科与学科组织的发展需要资源这一事实,以学科资源定义权力和权力主体,界定掌握学科资源的政府、院校、教师、社会四类权力主体,揭示影响大学儒学组织发展的基础逻辑。结果表明,政府-院校-教师之间呈现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儒学组织所拥有的学科资源与其结构-功能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权力主体通过配置自己所掌控的学科资源,将学科资源投入儒学组织,决定了儒学组织的发展阶段。     

论《老子》中的帝王治道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皆欲以其学说影响于政治,而当时政治的集中表现就是“帝王治道”。在古代,“帝王治道”是一个治国理政的大概念,它可以包含很多内容,并非为孔儒一家学说所包揽,而需要诸子百家对之加以补充和丰富。《老子》一书是先秦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作,从思想的倾向性来说,《老子》的立场常常与儒家相对立。《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其反向思维恰恰可以弥补儒家的缺失和盲点。本文从“以道修身、以道治国、权谋思想”三方面论述《老子》一书中的帝王治道思想。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经济含义

中国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历史趋势延续以及适应时代要求的扩展和深化,同时具有市场基础、政府指引和微观调节的多维特征。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防范和化解其长期增长效应与短期稳定效应的可能冲突,综合协调各项重点任务中去产能与继续工业化、去库存与房地产泡沫、去杠杆与债务可持续性、降成本与工资收入预期以及补短板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平衡关系,与积极需求管理政策相配合,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实现中国经济景气的正常化,以维持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赶超模式。     

传递文化表征何以成为可能？——基于云南西双版纳一傣族村寨的民族志考察

人类学以研究人和文化见长。在人和文化组成的人文世界中，文化通过不断地传递得以存续。人作为文化传递的重要环节和载体，在以文化表征的传递为主要方式的文化传递过程中，其心理表征以及该表征所指的意义也在不断变动，从而使由心理表征外化而成的公共表征发生改变。这些传递过程中的变化与不变皆能统辖于文化表征本身，因此在网络通讯技术和新媒体高度发达的现实社会语境中，以文化表征的传递的视角理解文化的传递和嬗变就成为必要的可能。     

理性与意义--从科学中的信仰因素看

在理性化、知识化的世界图景中如何安置人的意义世界,是西方自知识论以来困扰哲人们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现代显出人类空前的贫乏.理性与意义的统一或许可从科学与宗教在现实的历史境遇中的关系状况指证出一种可能性,因而陈述一种历史事实呈现出我们的思之路,揭开人与世界关系中一个被遮蔽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