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石鼓书院式微原因探析——以书院祭祀变迁为视角

千年学府石鼓书院是入清以后最早被允许恢复的一所书院,但此后其影响力不断趋弱,以至沦降为一般性的地方书院。相关研究认为这是清政府推行书院官学化政策等“外因”导致的结果,但是通过对书院祭祀变迁及其与学术风尚关系分析发现,清代以后石鼓书院对学术风尚的疏离,讲学风气日益沉寂,是造成书院逐渐式微的内在根本原因。     

新时代加强公立医院文化创新的哲学审视

新时代加强公立医院文化创新,对于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高全民健康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从哲学的高度深刻把握公立医院文化创新的基本要求并付诸实践尤为必要。文章从哲学的视域分析了公立医院文化创新的历史必然性,包括创新的时代依据和必要性。阐述了公立医院文化创新应当注意的方法论原则,即要做到“四个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员工主体地位相结合、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坚持微观问题导向与宏观战略谋划相结合、坚持重视内因与不忽视外因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立医院文化创新的实践路径,包括把握创新的正确方向、明确创新的伦理目标、抓住创新的重点内容和探索创新的有效形式,等等。     

军工文化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功用

军工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校园传承与弘扬军工文化,将军工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发挥军工文化的育人作用,有助于校园文化创新；在现实路径上,大学应将军工文化融入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和制度文化建设.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对青年道德的影响及对策

网络群体极化是指在网络空间传播过程中,受到群体影响,网民的观点和行为越来越极端化,最终产生极端言论和极端行为的现象。网络特性催生极化群体,技术赋权助推群内同质,不良网媒引导群体情感,群体心理加剧群体极化,这些都是网络群体极化的生成原因。当代青年是网络空间的“原住民”,极易受到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负面影响而造成道德共识分化、道德认知窄化、道德选择失能和道德行为失当等现象。因此,必须通过突破圈层壁垒、破解“信息茧房”、疏导网络情绪、治理网络舆情等途径构建网络道德生态环境,以此来凝聚青年道德共识、夯实青年道德认知、优化青年道德选择、强化青年道德责任,促进青年道德品格的形成。     

道德历史主义:普遍性和相对性之间

道德普遍主义要求以普适性的道德理论规制人类实践生活,然而由于其忽视了实践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最终导致各种现代道德理论众说纷纭。在此背景下,道德相对主义以情感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新面貌重返现代社会,直接否认了道德客观性。在这两种极端之间,道德历史主义以一种折中姿态出现,既强调道德客观性的一面,又强调道德相对性的一面。然而,该主张虽然克服了道德普遍主义的局限,却因强调道德相对性而陷入同道德相对主义的暧昧之中。如果要摆脱道德相对主义,它又要向道德普遍主义倾斜。这种介于二者间的张力,既是其魅力所在,又是其困难所在。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激励机制建设刍议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建的一个新领域,也是当前党建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激励机制建设,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激发非公有制企业党员的积极性意义重大。鉴于资金不足、部分党员干部精神懈怠、机制脱节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激励机制建设,必须遵循党的领导、以人为本、因企制宜的原则,从提高非公有制企业主党建认识、选拔高水平的党员干部、完善绩效考评机制等方面想思路想对策。     

深刻领会最大法宝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两个结合’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习近平对“两个结合”所作出的一系列精辟论述,高屋建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些重要论述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性成就,昭示了我们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现实运用,为党和国家接续谱写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依循与实践指南。以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指引,“‘两个结合’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南华大学成功举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专家学者就“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生成逻辑、历史经验与创新成就及如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接续推进“两个结合”,服务助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展开深入研讨、坦诚交流,会议产出学术成果颇丰。此次学术会议及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将成为新时代我们党更好实现“两个结合”、更好传承中华文明的助推剂。     

中央苏区革命话语建设内容与价值意蕴——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

话语及话语权是政党政治权力的突出表现形式,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尤为重要。中央苏区时期,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深刻揭露反动阶级腐朽统治、抨击官僚主义、加强政权建设、破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通过《红色中华》主动发展革命话语,构建革命话语体系,充分动员苏区干部群众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持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做出显著贡献。     

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核安全理论的创新发展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核安全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先后经历了形成期、深化期和成熟期三个历史阶段。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中央领导人核安全思想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核安全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四个首次提出”:一是首次提出中国核安全观,强化了中国共产党核安全理论的系统性；二是首次提出将核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体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核安全理论的人民性；三是首次提出核安全领域的四大关系及其处理方法,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核安全理论的科学性；四是首次提出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核安全理论的世界性。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核安全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表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安全观中国化、时代化,指导新时代我国核能事业安全高效发展,引领全球核安全治理正确方向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