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妇女动员理论、策略与实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恢复城市秩序与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治理中强化了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对占人口"半壁江山"的城市妇女开展动员工作自然成为社会动员工作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社会动员思想为依据,采取政策、宣传、组织、思想教育动员等多种方法,对妇女展开广泛而又全面的动员,在促进城市治理完善的同时,又为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后勤保障,也为当前城市治理中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历史镜鉴。     

气论视域下的儒释之辨——论周敦颐、张载对佛教徒批评的回应

宗密在《原人论》中,以“真心”为中心,论证了人与物之区别的依据、性之善恶发生的可靠原由及吉凶、祸福、贵贱、生死所产生的必然性,由此批评了儒道两家(尤其是儒家)的“元气”论。理学先驱周敦颐、张载,率先分别以“太极”“太虚”为中心建构理论,对宗密的批评一一作了回应。但两者相较,张载的论证内容更加详实、逻辑性更强,因此在回应宗密的挑战上有效性更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回应佛教挑战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因为张载与周子一样,其理论体系仍有不足之处。尽管如此,但他们的理论还是引起了同时代佛教徒(如契嵩)的关注与回应。     

70年来城市建设的历史进程、主要特征和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之路,创造了人类城市建设史上的伟大奇迹。回顾其建设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城市建设开创奠基期、改革发展期和深化转型期。归纳其建设特点,主要呈现了三大主要特征:宏观上,城市建设的发展战略从均衡、优先到协调;中观上,城市建设的功能定位从消费、生产到服务;微观上,城市建设的优先次序从生产、生活到生态。总结其建设实践,主要积累了六条基本经验:在领导力量上,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城市建设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发展方向上,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根本立场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在依靠力量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在基本方针上,必须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论“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性——兼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概念，“国际社会”具有两面性。从表面上看，“国际社会”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开展合作的场域，应建构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因而在国际交往中不应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和以意识形态划线；从本质上看，“国际社会”是国际行为体开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博弈的重要场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性的关键是国际话语权，其实质是国家(或国际社会成员)的国际利益。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国际社会”，有利于看清“国际社会”的本质，这对于深入理解国际热点问题和国际舆论的实质，特别是对于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郑玄、孔颖达与朱熹对《中庸》诠释的异同

朱子对《中庸》的解释受到郑玄、孔颖达的影响,但与之相比有四个方面的明显不同:其一、理论建构模式的不同。郑玄、孔颖达的理论建构模式是宇宙生成论,而朱子则是本体宇宙论。其二、对"性"的解释不同。既存在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论与性二元论的差异,又存在对人性与物性看法的不同。其三、对"内圣外王"的解释不同。虽然郑玄、孔颖达也认为君主和士人必须做到由内圣到外王,但他们不仅侧重强调了外王的一面,而且侧重强调了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为君主。朱子则不同,不仅侧重强调内圣的一面,而且认为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是士人,这是宋代士人"担当"精神的体现。其四、对道统的强调不同。虽说郑玄、孔颖达"以昭明圣祖之德"的解释也有道统的意思在,但这一意识不是很明显。朱子则明确建构了一个由尧舜禹开始直至二程的道统谱序,并认为这一道统能够对抗佛老。总之,朱子与郑玄、孔颖达对《中庸》解释的差异,其实就是汉唐经学背景下与宋学背景下对《中庸》解释的差异。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体制机制研究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新形势下"四化同步"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有力保障,对促进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从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实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建立和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根本任务在于创新三个层面的体制机制,即核心机制、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核心机制即利益联结机制;支持机制包括融资支持机制、人才支持机制、设施支持机制和科技支持机制等;保障机制包括主体合作保障机制、市场流通保障机制、农业保险保障机制、社会服务保障机制、市场监管保障机制和领导组织保障机制等。     

守正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蕴含着严密的内在逻辑。从历史的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机融汇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具有重要的历史继承性;从理论的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从实践的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发展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内在耦合,具有重要的实践导向性,为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     

以问题导向推动“两创”：内在机理、历史演变与未来走向

以问题导向推动“两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理念新方法在文化领域的坚持与运用。坚持问题导向是实现“两创”的逻辑基点和根本动力,以问题导向推动“两创”是中华文化自身发展逻辑在新时代的延续,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始终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问题”为导向,主动肩负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时代课题的深度结合中焕发新生。在新征程新起点上聚焦文化建设的新问题,探索形成兼顾外在建设和内在养成、由“向内”化人到“向外”引领的文化传承创新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创”新飞跃的目标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