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平安和谐校园 培养全面合格人才

构建大学和谐校园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校园的教育和建设都要以人为本,人的和谐是关键。和谐校园是师生们生活的家园,精神的乐园,是人才的摇篮。要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保持学校的稳定,深化思想道德教育,促进学校的发展。     

论夫妻共同债务中伦理性与财产性的统一——兼析《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

以夫妻共同债务伦理性与财产性在学理和实践立法中的复合与统一为出发点,结合目前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设计中遇到的问题,分析现行立法夫妻一方大额举债制度中表现出的伦理性与财产性的脱节,通过对法条的再理解和完善,寻找并提出“特别夫妻共同债务”和“有限责任”的概念,最终实现夫妻共同债务的伦理性和财产性在目的上的统一。     

论抗美援朝精神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抗美援朝精神的核心内容包括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革命忠诚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相契合、继承性与发展性相表里、引领性与激励性相融通、理想性与生活化相渗透等多维特征。面向新时代,我们要砥砺民族风骨,传承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汇聚民族力量,激励中华儿女砥砺奋进;锻造民族血性,推进新时代伟大斗争;激发民族智慧,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传播中国声音,维护国家统一与世界和平。     

“吐蕃乐舞”: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形成于吐蕃时期的吐蕃文化,在藏族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吐蕃文化不仅开启了藏文化的历史先河,而且对整个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作为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吐蕃乐舞,以英集歌、舞、乐及杂艺百技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方式,不仅成为承载和表现吐蕃文化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已成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本文就吐蕃文化的概念及意义;吐蕃文化与吐蕃乐舞的关系;吐蕃时期乐舞艺术的发展及艺术特色;作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艺术价值.     

互联网反垄断中相关市场界定解析——以“奇虎360诉腾讯案”为视角

本文以“奇虎360诉腾讯案”为切入点,论述了互联网行业具有创新迅速、传播速度快、市场双边性、产品低费用甚至免费等特征。这导致了传统反垄断中对相关市场的界定方法用于互联网相关市场界定时存在很多缺陷以致无法适用,而我国互联网反垄断实务也面临一些困境,对此提出了解决方法,即从互联网相关市场包括互联网相关产品市场、互联网相关地域市场、互联网相关时间市场三个维度加以考虑,只有在结合互联网市场特性及互联网产品特性的基础上,才能准确界定互联网相关市场,进而指导我国的互联网反垄断实务,以期保持互联网市场竞争公平、自由、有序地讲行。     

我国亲子关系异议制度论析——以《民法典》第1073条为中心

社会生活复杂性导致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与法律意义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可能存在偏差，《民法典》第1073条确立了亲子关系异议制度。当前，亲子关系异议制度存在着如何认定“父”“母”“子女”的范畴、如何理解提起异议之诉时的“正当理由”、如何解决亲子关系否认或确认后产生的抚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成年子女仅能提起确认之诉是否合理、否定未成年子女请求权人资格是否合理等突出问题。考虑到平衡血缘真实与身份关系稳定的需要，应当通过适度扩展提起亲子关系异议的主体范围、赋予成年子女否认亲子关系存在的权利、请求权设置消失时效限制、建立亲子关系确立或否认后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等措施，进一步完善亲子关系异议制度。     

精神谱系视域下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逻辑依据、实践基础和文化根基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在精神谱系视域下审视伟大抗疫精神既有助于拓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化伟大抗疫精神的研究。伟大抗疫精神"何以形成"与其"是什么"和"如何弘扬"是同等重要且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何以形成"的探究有助于厘清伟大抗疫精神的实质以及提高继承和弘扬的针对性。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与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殊死搏斗中所体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又有自身丰富内涵与特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伟大抗疫精神的缔造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抗疫斗争的领导主体,党的领袖群体是抗疫斗争根本任务的提出者和根本方向的把控者,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各领域抗疫斗争具体策略的设计者和带头执行者,广大普通党员是各条抗疫战线的积极参与者和骨干力量。中国人民是抗疫斗争的基本主体,中国人民的抗疫诉求是推动抗疫斗争进行的根本动力,中国人民的抗疫智慧是抗疫斗争的基本要素,中国人民的抗疫行动是抗疫斗争的直接支撑。马克思主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抗疫斗争的理论基础,也是与国际国内各种错误言论进行斗争和交锋的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优势是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的底气和信心,也是党和人民团结抗疫所维护与坚守的对象;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逻辑依据。党和人民用实际行动铸就伟大抗疫精神,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将对祖国和同胞的感情具体化为气壮山河的抗疫行动,中国人民严格自律的抗疫实践、守望相助的抗疫实践、舍生忘死的抗疫实践共同构成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中华文化深深滋养着党和人民,党和人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从革命文化中汲取战胜困难的思想精华,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抗击疫情的力量,中华文化是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文化根基。深刻理解伟大抗疫精神的形成,强化战胜疫情的精神支撑,对于夺取抗疫斗争和新时代伟大斗争全面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从乡村到城市:1950年代晋绥南下干部对成都的接管与改造

城市接管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顺利接管城市,中共中央在北方老区抽调了大量干部南下主导接管与建政。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系统培训,这些干部总体文化程度较低且城市工作经验不足。在进入城市接管后,他们往往沿袭北方农村工作经验。以成都接管为例,晋绥南下干部尽管顺利实现了“接收”的目标,但在后续“管理”阶段,他们简单从农村工作经验和阶级路线出发,例如禁止黄包车运营、排斥旧职员以及质疑耗资较大的下水道工程等,无不体现了中共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困境。但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灵活变通、不墨守成规的总体工作思维,最终使他们实现了这一转换并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在场”到“悬置”：鲁迅图像的发生及演变

鲁迅在世时，留存、收藏了不同美术家创作的七幅鲁迅肖像。这一行为可视作鲁迅体认自我、“自塑”形象的一种方式。1936年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图像创作从私人情感的表达转为政治话语建构之诉求，逐渐演变为一种“图像政治”。由于图像以其直观性、形象性和魅惑性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创作鲁迅图像自然是阐释和“争取”鲁迅的绝佳方式。经由美术家们一次次的呈现、改写和重塑，“鲁迅”游离于历史本体，而成为某种政治表征和时代印记。     

好意同乘致害减责规则的正当性

我国《民法典》第1217条明确好意同乘致害的责任承担方式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当好意同乘被纳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领域进行讨论，实质上其已被定性为侵权行为，而非基于好意无偿运送他人的纯粹情谊行为。好意同乘致害责任的减轻规则最初来源于域外立法，但此减责规则已随着机动车的普及、责任保险的发展以及对同乘受损人权益的加大保护而被废除。当前，为了鼓励友善互助而规定的好意同乘致害减责规则，不仅未重视域外法环境的改变，而且在同乘受损人的权益保护方面，既未达到侵权法上矫正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未能完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因此，可将《民法典》第1217条的适用限缩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并从保险和社会安全制度构建上补强其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