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党变革到政党转型发展：分析视角与判断标准

从表象上看，政党转型也属于广义的政党变化与政党变革；但从根本上看，政党转型绝非一般意义上、个体化的政党变革，而是指传统政党形态已无法适应国家与社会的重大变革与时代要求，所有主流政党都被迫进行转型发展，以化解政党生存危机。唯有以国家-社会为本位，才能深刻揭示世界范围内政党转型发展的根本原因。世界政党发展的基本历程证明：政党转型是政党政治变革的必然产物，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革，进而推动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变革；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变革推动政治上层建筑变革，进而推动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政党价值与功能、政党政治的公开性与透明度，既决定着大众政治参与度，也决定着广大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度与支持度。民心向背决定政党兴衰与执政成败，这是政党政治发展亘古不变的定律。     

恩格斯“术语的革命”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术语的革命”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所用方法的高度凝练，他独创性地将“术语的革命”界定为一种“整体的方法论”,这一总结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知识谱系中概念、范畴和体系的颠覆性重构。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术语的革命”为思考“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命题提供了话语逻辑、范式革新与理论空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场域中，由标识性概念串联起了“术语的革命”的中国历史进程，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中，生发出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价值。     

政党中心主义中西比较：21世纪的大分流

现代政治依赖政党驱动和运行。国内外的政党活动及其影响在21世纪日益复杂，有些政党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者，而有些政党则沦为了问题制造者。在理论层面，政党中心主义在不同国家已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认知形态，这表现在政党定位、政党本质及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根源等维度的差异。在实践层面，部分国家的政党政治已经造成了恶性党争、社会撕裂和政治衰败的后果；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了国家抵御风险挑战、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和政治基础。对政党中心主义开展比较系统的中西比较，能够揭示出政党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野。21世纪的大分流并不是表现在政治体制的差异上，而是表现在政治组织的差异上。     

欧美反智主义的兴起：一个社会阶层结构嬗变的视角

近期欧美国家反智主义的兴起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意识形态现象，与西方社会阶层结构嬗变高度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社会政策失衡所引发的社会阶层分化、固化和极化，导致一些国家从较为稳定的“橄榄型”阶层结构蜕化为分裂的“双钻石型”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嬗变和社会关系紧张引发的排外、仇怨等社会心理影响了人们的理性思维，中下阶层获得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阶层分化的格局，同时造成了智识水平下降的趋势，使民众更易于被精英和政客煽动与误导。反智主义是西方治理危机和制度危机的精神伴生物，在目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制度体系和统治方式之下，将始终存在蔓延和膨胀的空间，随着西方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演化激化，这种精神异化可能会以更加剧烈的社会运动形态表现出来。     

达米特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兼谈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融合与对话

达米特与哈贝马斯分别是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各自表现出了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他们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分歧主要表现为研究形而上学的具体内容及意义理论的策略和目的方面的不同.虽然存在分歧,但两者在哲学思想上更多展现出了坚持语言学转向和反对语义抽象化、坚守语言哲学策略解决形而上及坚持语言意义可理解性、可交流性三个方面的相通之处.正是两者存在的共性与相通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融合与对话的可能.语言的语用学和社会生活实践可作为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融合与对话的两个重要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祭祀黄帝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分歧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通过清明节到黄帝陵扫墓、祭祀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仪式，对于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提振民族自信心、凝聚抗日救亡力量，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持的连续9次清明祭祀活动中，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仅参加3次，其身份为“从祭”“陪祭”,国统区官方新闻只字不提。文化仪式的背后，是国共两党政治分歧的严重撕裂与政党属性的巨大差异。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没有妥善化解分歧，消除差异；而共产党则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求同存异，善于在把握大势大局中求生存，谋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理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理论在其恢宏、博大的理论体系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却极为重要，尤其是对于当代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社会”不同于只在人类特定历史阶段上才有的“国家”，它是人类永恒的伴生物且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方面，因此，应树立“社会”本位的思想。在“国家”占据着人类历史舞台中心地位的当下，需要警醒，“社会”依然发挥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论，积极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国家”和整个社会更好地发展进步。     

经验与理论：以海外学者近代中国经济研究的学术论争为中心

海外学者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学术论争，无论是解释近代中国经济衰落的“马尔萨斯陷阱”理论，还是解释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斯密型动力”理论，实质上皆将“英国道路”视为普适性现代化道路。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经济史理论无法否定将英国道路作为重要参照系，但要超越将英国道路作为普适性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主张真正回到实践，通过对“悖论社会”深入研究以反思“规范性认识”,这种研究进路为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经济史理论提供重要启发。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视域下儒学之“本然”“实然”“应然”

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儒学宗教复位论调的高度上扬，一方面是精神文化需要生成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关理论廓清儒学本质，明确儒学的发展样态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位置；在科学辩证地对待儒学的基础上，推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成就，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这是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气派、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一步。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了进一步深入的阐述。党的二十大从领导、性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际关系、文明等方面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阐述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结构严谨、内容完整的整体，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