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体纳甲"说考

本文通过资料考证 ,证明“月体纳甲”之说 ,绝非始于东汉。殷末周初“一月四分之术”与“月体纳甲”之说的完全相同以及与《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存有“月体纳甲”说踪影的互证 ,说明“月体纳甲”之说在殷末周初已经存在。而后在西汉孟喜、京房易和《易纬》中亦有“月体纳甲”说的记载 ,说明东汉人的“月体纳甲”之说 ,必承自于前 ,而非其所自造。     

关于恩格斯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兼评所谓的"哲学终结论"

恩格斯在清算旧哲学时指出,随着辩证自然观和唯物史观的建立,以往全部哲学除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一纯粹思想的领域之外都变得多余从而被驱逐出自然和历史领域。“哲学终结论”利用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否定哲学的合法性。其实,恩格斯的相关思想中内在地包含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理论思维(辩证法)与实证科学之间的二元性及其悖论。恩格斯未能真正超越经验与超验的外在对立。这个矛盾的存在意味着“哲学终结论”试图借助经验自然科学的进展拒斥哲学是虚妄的。     

论马克思实践观的本体论向度—重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确立的“实践”观点构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核心问题。它不是认识论和狭义历史观的，而是本体论的。马克思在该文中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确立其本体论意义的实践观的(1)由“物质”到“实践”哲学逻辑起点的重建；(2)对“抽象的个人”进行批判回到历史本身；(3)以实践为基础扬弃人的存在及其历史的二律背反实践唯物主义的真谛；(4)由“说”回到“做”哲学观的历史性转变。     

实践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再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实践之所以具有本体论的含义,取决于它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所固有的开启性。在实践这一原初性范畴的展开中,一切可能的存在者“是其所是”,即显示并证成自身。按照“能指”与“所指”的划分,作为本体范畴的实践是在“能指”意义上成立的。“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昭示的乃是非外在式地看待事物的本然的观察方法,亦即“回到事情本身”。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对于作为人的实践性存在的展现方式的历史的把握,是一种反身性的内在的“体认”。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建构的独特角度。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在于它给出了现实批判的合法性,从而使“改变世界”的要求获得了一个理论上的解决。     

"哲学的终结":一个"后现代"神话?

20世纪有关“哲学的终结”或所谓“后哲学”的呼声几乎不绝于耳。一般地说 ,对哲学的合法性真正具有解构作用从而构成威胁的 ,主要有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利奥塔等人的观点。通过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剖析 ,可以发现 ,“哲学终结论”对以往哲学的颠覆 ,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基于对传统哲学的某种误解。他们对哲学所作的解构 ,不过是一个“后现代”的神话而已     

东方与西方之间:犹太哲学及其对中国哲学的意义

犹太哲学既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 ,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直觉主义哲学。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 ,是一条介于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亦东亦西”的思想之路。犹太哲学不仅在形式上利用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来解释自己的传统 ,而且做到了在内容上与西方哲学的融合与统一。犹太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意义在于 ,它认定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 ,表明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是可行的 ;中国现代哲学没有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与西方哲学的真正融合 ,犹太哲学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 ;作为一种宗教哲学 ,犹太哲学提醒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关注宗教信仰因素。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逻辑的审视与超越

“资社并存”与“资强社弱”的局面仍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秩序的主要样态。因此,当今全球化的本质仍然是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资本逐利的本性致使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问题与矛盾迭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问题丛生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着眼于中国与世界的深度复杂互动关系,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在价值观还是义利观上都体现了对全球化和人类一体化发展的全新见解和远见卓识,蕴含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逻辑主宰下人的全球存在样态的深刻省思,彰显了对资本逻辑支配下全球化现实困境的超越。     

形而上学与现时代

古典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指超验的本体论。它在２０世纪遇到了严重挑战,现代化进程及其所蕴含的市场逻辑对经验原则的推崇、逻辑实证主义及其“证实原则”对形而上学的拒斥、科学认知领域出现的纯粹客观性和绝对确定性理想的瓦解、后现代主义对所谓“元叙事”的解构等;而更深刻的危机却在于形而上学本身,即它的提问方式的知识论性质,使“在”沦为“在者”。形而上学作为人的本然的存在方式,只能被暂时遮蔽而不可能被彻底抛弃。拯救形而上学的真正希望在于清算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魏晋言意观与西方语言观之比较——以海德格尔、加达默尔为例

语言与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是东西方哲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在中国,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堪称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讨论;在西方,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的语言本体论对此问题作出高度思辨性的解说。双方看法相去甚远,但均以各自文化背景为依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简单套用任何一方的模式评判另一方,均是对对方的蔑视与歪曲;只有在相互承认对方理论价值的基础上,双方才能够进行平等对话。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