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上第一篇孟子学文献——《牟子理惑论》新探

东汉末年,浮屠、黄老为一家,神仙家异常活跃,而佛教初来乍到,社会影响小。牟子皈依佛法,又三教并重,十分重视孟子。《牟子理惑论》有实名涉孟语句6例、显性——匿名涉孟语句11例、孔孟并称4例,不仅文献学指标高,而且思想史分量重。孟子的许多思想及语句,尤其是距杨墨、辨夷夏、权时地等核心观点,得到《牟子理惑论》智慧的理论阐释与有效的实际运用,并藉以服务于佛教的自立及其中国化;牟子不仅以孟援佛,还多次并称孔孟,试图在大思想史上提升孟子的地位。《牟子理惑论》既是东汉重要的孟子学作品,也是交州孟子学的代表作,更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篇孟子学文献,其在孟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自然恢复为主”的规范内涵与法律实施机制

“自然恢复为主”是我国生态修复领域的指导思想与重要原则之一,指主要依靠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来恢复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近年来,这一表述在各级政策、法规文件中被屡次提及,围绕相关要求衍生出的诸多释义与解读持续吸引多方关注。尽管“自然恢复”一词作为发轫于生态学界的专有名词已具备较为完善的科学内涵,但若对“自然恢复为主”同样基于自然科学视角进行同质化解构,恐将导致其难以为修复实践提供清晰、明确的法律指引。为进一步探究“自然恢复为主”的法律内涵,在梳理相关概念在规范性文件与生态科学领域的演变历程,对比其应用场景、本质要求及主要措施之后,重新阐释了“自然恢复为主”在规范层面的应有之义。在机制建构方面,“自然恢复为主”的法律实施须以法理层面的价值引导为前提,以自然恢复力之法律载体的确认与保护为重心,以制定规则化的适应性管理要求为保障,以实现社会-生态复合系统下的刚性约束为旨归。     

金陵修史与明初都城文坛的建构

元末割据政权林立,江南地区的文人们无法像前辈们那样跨区域漫游,广泛结交异地师友,更新创作理念和提升创作水准。洪武初年,朱元璋打破了唐宋两朝以朝官为正史纂修主体的传统,征召三十余名江南地区的知识精英赶赴金陵修撰《元史》。这群修史文人得以摆脱原有的地域限制,在首次作为大一统汉家王朝都城的金陵相聚,自由地进行思想、学术与文艺的交流,实现了婺州、吴中与大都三大文人群的融通和各区域文人群的内部整合,拓宽了自己的胸怀、视野和审美。修史文人们也积极组织与参与雅集、送别、题序等各种文学活动,创作出一批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并提出满足政权需要的文学理论,初步完成了都城文坛的建构。     

湘西古丈县“死客话”的归属

湘西古丈县有一种分布范围不广且归属未明的汉语方言“死客话”。从其与周边湘语辰溆片的音韵特征比较看,“死客话”具有湘语的典型特征,应该划归湘语辰溆片。     

论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和传承保护

对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理论上的分类研究非常必要，能够给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导，在具体保护过程中必须要突出传承性的“活态”保护，才能使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     

信息网络技术的影响探微

信息网络技术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政治生活,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道德风貌与行为方式.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扩大其正面影响,抑制其负面影响.     

论质的方法--德育研究的视角

近年来,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在国际教育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而在我国当前的德育研究中,量的研究方法依然兴盛.因为德育研究的对象是人,所以量的研究方法在德育研究中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在我国德育研究中引入质的研究方法,以其之优势弥补量的研究方法之不足,是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的.     

社会支持理论——一个文献的回顾

1970年代初,精神病学研究者首先从科学的角度,社会学家、流行病学家、心理学家等都从各自的理论立场出发,对社会支持加以研究.本文在梳理社会支持的内涵的基础上,详细阐释了社会支持体系的构成要素,最后就国内学术界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从明末清初岭南僧人文集看华首系的律学成就与传戒活动

明清之际岭南佛门以华首系和鼎湖系为最盛。鼎湖系以弘赞禅师律学著称,乃有“岭海之间得以鼎湖戒为重”之誉;而华首系为滨海一大法窟,天然和尚座下高僧云集,其中以遗民文士入禅者多,其宗风“惟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旨”,似乎于佛门戒律不甚讲求。而实际上,从现存高僧文集中可见,此系高僧对于戒律的重视并不亚于鼎湖,虽未出现如弘赞一样的律学专家,然戒律学的撰述不少,殆因历史原因流传不多而已。华首系高僧的传戒活动尤其频繁,影响很大。相比于鼎湖系而言,华首系的戒律之学自有其鲜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救时”意识,为岭南佛教的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突发事件舆论中的情绪极性与传染模式：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互联网在公共领域的渗透日渐深入，局部或者单一的突发事件由于社交媒体的介入往往会延伸至公共空间，成为公众广泛关注、参与的公共议题。社交媒体用户的情绪积累与传染可能左右网络舆情的走向。判断社交媒体舆论中的情绪类型，分析情绪传播特征继而验证影响情绪传染的因素变得十分重要。以“昆山反杀案”为切入口，运用情绪挖掘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突发事件舆论中的网络情绪进行粗、细粒度识别和网络模体、级联深度分析。研究发现，在微博场域中，“昆山反杀案”舆论的情绪化倾向明显，情绪分布以“好”的情绪最为显著；情绪传染路径以广播式传播为主，情绪传染呈现明显趋同性特征。事件发展态势与情绪极性均为情绪传染的相关因素，而随着级联深度的增加和讨论的深入，情绪逐渐趋于理性，显示了微博舆论场的“自我净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