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思考——以最高人民法院23号指导案为例

在消费者的日常购物中,针对猖獗的假货,为了趋利避害,出现了一群扛着"打假"旗号的代言人。"打假名人"王海在"买假牟利"的诉讼维权过程中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得到的却是不同的判决结果,法院的权威的一致性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基于现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23号指导案例,它为法官在类似案件的裁判中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判决标准。     

情谊侵权中利益衡量的原则与考量因素

身处法外空间的情谊行为由于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失衡而进入法律规制的范畴,但此转化之过程需借助一定方式加以认定。利益衡量作为案件裁判中司法人员进行价值判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成为最佳选择。通过利益衡量机制找到社会普遍接受的平衡点,化解情谊侵权关系中相关主体的利益冲突并使各方利益得以复位,不仅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为保障当事人权益、促进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法治腐”的背后——基于明代中后期社会背景下的文化阐释

明代中后期“以法治腐”的背后有其特定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价值观念。文化决定了人们对腐败的认识与法律对腐败的界定是不统一的,从而造成法律对“黑色腐败”的惩治无力和对“白色腐败”的无从惩治。唯有通过文化自觉,培养国民的民主与权利意识,改变其“群体无意识”,才能为反腐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     

债权、知识产权与物权的界分

债权、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正确界分 ,是构建现代民法的逻辑起点。权利客体应成为界分民事权利的切入点 ,只是权利客体必须区分为抽象客体与具体客体的双重结构 ,区分的实益在于清晰地界分权利 ,并且各民事权利的双重客体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被误解误读。紧紧抓住这一点 ,债权、知识产权与物权以及其他民事权利的界分就不会发生困难。     

刑法自然科学主义:内涵、根据与意义

作为一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刑法方法论,刑法自然科学主义意味着在从刑法立法到刑罚执行的刑法过程中应遵循自然科学精神,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并采用自然科学技术。刑法自然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的生产力性和主宰性为形成根据,且此两个根据可以相互说明。在理论上,刑法自然科学主义革新刑法学的方法论和本体论,从而促进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实践上,刑法自然科学主义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应对犯罪,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与和谐。刑法自然科学主义值得提倡。     

技术时代背景下技术选择的风险

在技术化生存的时代,技术不是简单的手段,技术选择本质上就是选择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从而构建着人类存在之境域。然而,技术方面的不确定性、市场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锁定"的阻抗必然带来技术选择的风险。技术选择不仅仅是经济性的,也不完全是自主性的,还是技术逻辑空间与社会需求空间交集的产物。     

论我国“官员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进路

由于官本位的历史传统以及制度的非体系化和操作性的困难,我国当下的"官员问责"在法治化的道路上陷于困境.为走出这一困境,在理论上,"官员问责"的法治化首先是构建一种能够提供合法预期的行为规则体系;在路径上,既要注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使之成为良法,又要树立起良法被遵循的文化基石,由此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型问责.     

我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之检讨

为了保护少数派股东的利益,我国2005年《公司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现行制度存在内容非完备性与不可操作性的缺陷。应当借鉴域外之做法,完善我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包括该制度适用的股东范围;回购的主体;回购的法定事由与适用的程序等。     

中德给付不能制度之比较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实施前,给付不能作为德国给付障碍法体系的核心饱受诟病,新法对于旧法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大量的改革,赋予所有给付不能的合同以法律效力,并重新构建以不同法律后果为中心的整个给付不能体系,使得给付不能最终淡出了给付障碍法体系。我国《合同法》上没有采用给付不能这一术语,学理上用履行不能指代,但对给付不能制度的体系、给付不能的具体形态仍然有规定,只是存在制度内部的混乱和规制不周全的问题。德国债法上构建的给付不能体系,围绕违约的法律效果逐层递进规制债务人的原给付义务、次给付义务、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债权人的合同解除权等制度规定,对我国今后民法典债法篇的编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犯罪构成论体系与正当行为的关系

以往的犯罪构成论体系研究,是一种脱离犯罪构成论体系与刑法学其他重要范畴的关系而进行的“孤立性”的研究.与正当行为的关系应该构成犯罪构成论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照应其与正当行为的关系使得犯罪构成论体系研究也是一种“关系式研究”,而这将丰满犯罪构成论体系,并有助于对中国大陆传统的犯罪构成论体系作出“中肯”的评价和“冷静”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