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地名源流考

苏州古称勾吴,亦称工吴、句吴、攻吴、姑苏。约公元前11世纪,泰伯、仲雍自陕西“南奔”,建立勾吴,其后裔被周武王封为吴伯。其南奔路线,最有可能取“商於古道”,奔至今江苏晋江市一带筑城族居,后与古越部落融合,创造了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原文化且具地域特色的“湖熟文化”。吴国建都后,不断向东南迁徙,最终定都于姑苏（今苏州古城）。姑苏之“苏”,极可能为越语城邑台、宫地名。秦置会稽郡,治吴县,后有吴州、苏州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虚拟社区中的城市：城市微博超话的可沟通性——以重庆微博超话社区为例

当前,城市微博超话研究往往聚焦于趣缘社群,可沟通性价值却被忽略。以重庆微博超话社区为研究对象,抽取400个微博样本,探究城市微博超话蕴含的可沟通城市的潜能和如何运用微博超话机制体现城市传播的三重维度,结果显示：基于信息网络,城市微博超话提供了城市居民寻求社会支持和交往的平台,守城人和城市观察者穿梭在其中;基于地理网络,具身实践书写空间体验,区县印象勾勒立体城市;基于意义网络,城市符号凝聚为城市共同体,城市居民有着“我是本地人”的城市认同。作为虚拟社区中的城市,城市微博超话具有极强的城市属性,体现了可沟通城市“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内外贯通”的内涵。     

从"失语"的都市层级到"被赋权"的议程框架——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推特数据的城市对外传播效果分析

我国城市形象对外传播效果研究存在城市案例单一化、解释归因线性化、对策普适性较低等问题。基于此,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构建出影响城市形象对外传播效果的解释因子模型,并对2013年以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城市的传播效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单一解释因子看,议题框架和报道强度对传播效果影响最大,城市层级、文化构建的影响则不够显著,说明微观解释因子的影响力优于宏观解释因子;从组合因子看,强聚焦性的议程框架与高报道强度结合能够最大程度提升对外传播效果,强文化构建能力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播效果。未来我国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构建逻辑与实现路径可从四个方面展开:地缘权力的让渡,从"城市层级权"到"都市区域权"的变迁;离散文化的互嵌,从"自我构建"到"协同共建"的融通阐释;传播策略的修正,从"失衡"与"失焦"到"平衡"与"聚焦"的议程转型;"自塑"力的精进,从"媒体"到"区域"与"国家"的叙事转向。     

《梦陔堂文说》的学术价值及其版本等问题

《梦陔堂文说》是黄承吉晚年的一部力作,在赋学、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等领域具有学术价值。书中所论皆因学术史上富有争议的赋家扬雄而展开,作者重视事件发生的原生态文化环境,论述上形成了重视道之体用,并善于从声音训诂角度追本探源的独特风格。目前文献所记《梦陔堂文说》版本主要有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清道光十一年刻本、清道光中刊咸丰元年印本三种情况。我们认为现存《梦陔堂文说》底本为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有重印本,而清道光十一年刻本之说有误。《梦陔堂文说》刊刻完成部分约占其手稿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当时著名学者刘文淇、刘宝楠、罗士琳等参与了校订工作,这部书是清代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乡村治理逻辑下的民俗文化传播——以“春官说春”为例

“春官说春”是我国陇东乡村一种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是农民在地化的文化实践。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试图回答以“春官说春”为代表的民俗活动蕴藏着的乡村文化治理逻辑。本文认为,“春官说春”是农民基于自身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文化表达。当下,它不断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一方面推动了乡村集体娱乐的复归;另一方面,依托这一民俗文化,政府、村社、农民、社会团体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文化实践,不仅传达了国家话语,也有效地连接了国家与农民,进而使乡村文化治理发挥出最大效能。     

创新与拓维：新文科建设中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路径探究

新文科是在新的时代、新的发展格局、新一轮的技术迭代升级和产业巨大变革中提出来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融合和优质的课程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强化学生的动手与协作能力、跨学科研究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未来发展的综合判断能力与有效应对能力等。同时,从时间、空间以及内部、外部进行拓维,不限于过去认知、不满足于现有格局、不囿于内部体系、不止于外部资源,由此推动新文科建设中的新专业、新模式、新课程的发展和壮大。     

新媒介语境下的政治萌化景观：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与互构

近年来在网络文化空间出现的“政治萌化”景观,体现了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互构关系。在新媒介语境下,亚文化群体秉持“万物皆可萌”的理念,将政治议题纳入“萌文化”体系之中。官方政治主体则将“萌化”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与传播策略,将其运用于主流话语的内容生产与形式制作之中。政治的“萌化”潜藏着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只有立足建构多元协商共治的政治文化生态、强化主流话语的价值引领功能,推进主流话语的创新性表达,才能在新媒介语境下有效实现主流话语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网络丧文化视角下青少年负面情绪表达及意识形态隐忧

网络丧文化是折射当代青少年心态和境遇的一面镜子,其中裹挟的负面情绪是网络时代值得关切的传播症候。网络负面情绪的兴起,是阶层固化导致的生存困境和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交孤独而引发的一场亚文化实践。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这场亚文化实践最终演变为情绪宣泄和自我满足的生活标签与符号意义。网络负面情绪呈现出颓废、迷茫、无病呻吟与多愁善感的叙事风格特征,具有三种现实意义：从个体角度,它是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确认工具;从文化角度,它传递出对现实生活和主流文化的温柔抵抗;从经济角度,风格的实质是让受众沦为“数字劳工”,自由地、无偿地为商家提供“数字商品”并沉浸其中。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青少年负面情绪的过度传播潜藏着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意识形态隐忧,通过外部涵化与主体自律等措施可以化解青少年网络丧文化的负面效应。     

看电影：实践范式下的媒介#br# 理解及其想象力#br#

可以提出一种基于实践的电影/媒介研究进路,以此表明并不存在所谓“固定”“独特”的电影/媒介,不同的观看实践形式使电影/媒介在交流信息、组织关系等方面展现出其殊异性。由此种殊异性出发,观众与世界的关系被持续变化的媒介实践不断重置。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研究不同,作为媒介的电影不仅仅指向可见的影像文本或显性的物质实体,更代表了观众通过影像观看实践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努力。电影/媒介研究由是不仅仅是对于影像本身的关切,更关乎人们如何通过对影像的观看实现其“在世之在”。     

网络"树洞":一种古老传播形式的媒介化重生

不同于传统“树洞”,网络“树洞”是一种中介化的准人际传播。不过,它仍旧是在个体自我言说之欲望与秘密泄露之担忧的矛盾心理下产生的。由于媒介平台的介入,网络“树洞”实现了传受双方的联结,并且在平台商业属性的影响下,其传播内容呈现出议题类型化与表达故事化的特征。事实上,网络“树洞”在作为非正式的社会安全阀的同时,也成了社会风险的潜在孵化地。进而观之,如何让网络“树洞”中呈现的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如何让网络“树洞”中由相似经历而引发的情感共鸣不至于带来群体极化,如何让网络“树洞”中的互动交流不会滑向窥私狂欢,显然是当下我们亟须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