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创新的探索

城市在不停的发展，而城市建设的文明是否在前进?面临城市环境的艺术发展，设计者在个性与人权中抉择，同时肩负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美丽的城市需要自己的亮点，城市的环境艺术设计更需要创新。设计师应当成为一个内在者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体现设计对象具有的功用和意义。     

边界交往与认同路线:《家园》的 文化叙事动力

当代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的第三部小说《家园》是描写父子关系与伦理救赎的作品。小说以鲍顿牧师与儿子杰克的边界交往为主线,再现家园权力关系的流动和多重身份话语的对话,勾勒文学人物的文化认同路线和文化异质性所推动的叙事进程,以个体的微观现实书写美国历史与文化精神。     

当代中国逆城镇化研究的争鸣及展望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逆城镇化”是一个极富争议的学术议题,吸引了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口学等学者的关注,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这些“争鸣”大体表现为“真伪之辩”“同异之辩”以及“好坏之辩”。“三大争鸣”在繁荣逆城镇化研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逆城镇化研究的持续深入。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浪潮之下,学术界应当基于本土视角、立足本土实践、提炼本土事实、构建本土理论,以此来破解“三大争鸣”,促进中国逆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构,实现逆城镇化理论的中西对话,为构建中国本土的城市化理论话语体系提供动力。     

“闹大”与“柔化”:民间环保组织的行动策略

民间环保组织的行动使命是力求通过与地方政府建构“合作”关系来协助治理日渐严峻的环境问题。基于对“绿色潇湘”这一民间环保组织的研究发现,民间环保组织要获得与地方政府“合作”机会,进而配合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实施有效治理策略,一般会采取“闹大”与“柔化”相结合的行动策略。为了协助配合地方政府开展环境治理行动,民间环保组织基于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造势”、借助志愿者行动“线下做事”、契合政策导向“顺势而为”实施“闹大”策略。为了维持与地方政府的有效合作,民间环保组织秉持“站在政府对面而非对立面”的谋划合作、“唱白脸和唱红脸”的双面配合、“做阳谋而不做阴谋”的提出问题、“本地人解决本地问题”的处事方式的“柔化”策略。“柔化”是“闹大”的延续,是在有限的政治空间内寻找最大利益平衡点的行动策略转型,进而推动环境治理实践取得成效。     

环境治理中“地方主体”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

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背景下,研究“地方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提出“互动式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地方主体的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发现本地公司生态精英及其适用技术的有效运用,当地民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地方主体双向互动中完成的环境治理工作摆脱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和工作低效的难题,扩展了“政府主导”单一角色的治理困境,实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进入乡村的社会过程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现代数字技术开始进入乡村社会,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效用。通过对浙江省部分乡村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运用的实地调查,探析乡村治理数字化实现路径及可能的社会影响。研究认为,该项技术成功“进入”乡村,需要地方政府、村干部和村民等主体共同努力与合作;垃圾分类数字新技术的引入和运用,也会给乡村社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与影响。从政府在乡村的权力集中,村庄自治力量的弱化,以及村民日常行动逻辑的改变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到“技术下乡”的社会影响。如何有效平衡政府管理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乡村治理机制,是乡村推广垃圾分类数字技术时应着重考虑和持续关注的问题。     

高管节俭会提升国有企业绩效吗？

自党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来,我国掀起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新风尚。高管节俭作为高管个人特征的重要体现,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08—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高管节俭特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女性高管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节俭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高管节俭程度的提高,企业绩效得到显著改善;女性高管正向调节高管节俭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 一步研究表明,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外部冲击事件,能够显著促进高管节俭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此外,高管节俭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中央企业中更大。因此,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提升国企高管的节俭意识,加强廉政作风建设,并构建刚柔并济的“政府—国企—高管”互动监督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的环境社会政策框架研究

为展示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上的立场,指导和管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环境社会事项,通过政策对比、案例分析和专家讨论等方法,研究制定一套既符合国际通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契合“一带一路”国家主体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的环境社会政策框架非常必要。政策框架提出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秉承的可持续发展、风险防范、国际接轨、平等协商、成果共享、信息公开等原则,覆盖了自然资源节约与污染防治、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健康和劳工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征地拆迁与非自愿移民安置、促进当地发展、保护弱势群体、环境社会责任体系等要素。为推行“一带一路”环境社会政策框架,中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参与方既有各自的定位和作用,也应相互协作,共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