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对就业变动的影响 ——来自制造业的证据

当前数字化浪潮方兴未艾,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高质量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并基于企业数据检验其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改善总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就业创造率,并降低就业破坏率,耦合作用下对净就业增长率产生积极效应,即表现出“创造”效应;分样本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三线及以下城市、内销型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最为明显;数字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市场进出提升就业创造率,并通过企业调整和市场进出降低就业破坏率。基于主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的适要性与基准——以西门子诉黄金置地案为切入

在上海西门子国际贸易公司诉上海黄金置地公司案中,裁决者是否有必要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进行扩张解释的问题备受争议。缘于涉外因素识别条款本身固有的诸多结构性弊病及条款日益凸显的滞后性与简单僵化的征象,法律适用者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是适要的。为谨防扩张解释的舛误与滥用,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恪守其原则和原旨基准容许的边界。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严格遵循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指引和严密契合国际民商事实践新发展诉求的宏观基准。且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必须依循涉外因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解释的微观基准,遵循从涉外因素的应然外延至本源内涵的识别序列展开解释。     

论政府权力清单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指导意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该“抓好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对清理后保留的职权“应该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编制中存在“权力”归属判断失当、“权力”范围过度扩张与权力清单的功能定位偏离等问题。权力清单的法律边界包括形式上权力依据的有效性与实质上权力转化的合理性两个层面,通过运用合法性控制手段保证政府权力清单的形式要求与实质标准相互统一,有利于实现权力清单的规则之治。权力清单基准法是权力清单中“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权力清单编制包括清单基准法清理与权力分类合成两个阶段,只有完成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才能依据权力清单基准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清理、分类、汇集与合法性审查。建议分别从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四个层次构建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机制,间接实现对政府编制权力清单的立法规制。     

裁量基准个别情况考量的司法审查

理论与实务中关于裁量基准的法源地位与个别情况考量义务之间的争议与分歧,综合反映了规范主义的规则取向与概念化风格。只有从规范主义向系统功能主义的视角转换,才能从根本上消解裁量基准与个别情况考量之间存在的悖论,使裁量基准获得规范正当性,个别情况考量也由此在双重偶联性结构中得以自我确证。考察裁量基准个别情况的构成,基于个别情况对裁量基准事实要件的否定,形成了错误适用裁量基准与适用错误的裁量基准两种认定标准;对效果要件的否定,形成了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考量的两种认定标准。每种标准因适用方法与技术的不同,司法审查的强度也不同,但决定裁量基准个别情况考量司法审查强度的,依然是二者彼此否定的各种理由之间综合权衡的结果。     

第三次分配视野下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建设研究

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建设廉洁社会的推动作用,是党的十九大会议明确提出的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效率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厘清第三次分配对中国廉洁文化和机制的作用与边界、构建新时期廉洁文化体系,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力量,故此整体审视廉洁文化研究状态并把握其学理向度尤为紧迫。首先在理论基础层面,应探讨廉洁文化理论的整体构建,清晰廉洁文化体系因何而建和如何以建的问题。其次在制度构建层面,须阐明廉洁文化机制的运行机理,明确廉洁文化机制中主体是谁、任务是什么以及形态和功能有哪些。最后在实践发展层面,要重点强调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理论和机制的作用,实现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研究从学理向实践的跃迁。     

消费主义时代需要节俭美德吗?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消费主义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推崇对物质产品的挥霍性消费,不仅将人变成了物的奴仆,而且对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节俭美德是张弛有度的生活智慧,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节俭已从个人的、家庭的美德上升为一种人类整体的伦理,从一般日常消费生活的层面提升到社会和谐发展与人类生存境遇的层面.倡导和践行节俭美德不仅与个人生活质量的高低有关,而且关系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前景.面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广泛影响和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如何看待消费与经济社会发展、消费与人类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而走节俭型适度消费之路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实践理性与价值共识———当代中国伦理话语体系构建的范式省思

确立可辩护的普遍规范进而寻求最大程度的价值共识,是当前伦理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目标指向.其中最为关键的任务是破除"独断论"和"表象思维",充分发掘并阐明隐含于传统和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实践中的规范性价值诉求.这一规范性价值并非自明的实体和有待发现的事态,而是基于实践理性范式进行反思推证的结果,由此彰显伦理文化生活中的道德人格理想、普遍意志观念、相互责任意识以及平等尊重的精神意向.在此意义上,基于中华礼乐传统构造"理由的空间"将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性工作.     

医疗信息共享对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医院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孤岛"，医院参与医疗信息共享意愿不高，患者的诊疗信息被静态碎片化储存而无法充分有效地利用。考虑到医院进行医疗信息共享将降低患者转移成本，本文构建一个多阶段双寡头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医疗信息共享对医院竞争过程中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决策的影响。首先，根据是否存在转移成本，将患者分为新患者和经验性患者，借助Hotelling模型刻画患者的效用函数，分析患者就诊决策。然后，在政府价格规制和不考虑医院利他性情景下，构建了医院累积期望收益目标函数，使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实现医院累积期望收益最大化的服务质量水平，获得了实现患者相互转移且医院在市场中共存的马尔可夫完美均衡。最后，根据医院参与医疗信息共享后患者转移成本降为零，分析与比较信息共享前后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变化。研究发现：在不同医院间本身存在患者转移背景下，医院参与信息共享后，患者转移数量增加但存在一个上限，增加的转移量与患者在医院间的转移成本呈正相关，与初始感知效用的差值范围呈负相关；医院参与信息共享后，均衡状态下的医院服务质量水平高于信息共享前的服务质量水平。因此，在不改变当前医保支付方式下，要加快推进医疗信息共享，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医院的患者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变化对其进行定期补贴，以激励医院积极参与医疗信息共享，本文给出了这个补贴的量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