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逻辑与定位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逻辑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表达和具体形态。从历史维度和理论维度的综合把握中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和重要成果。     

正本溯源：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辨析

经济法与社会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经济法的健康发展。作为现代部门法意义上的社会法不同于以公、私法为标准而产生的社会法。现代部门法意义上的社会法是以社会保障法为主体的法律总体,而以公、私法为标准而产生的社会法是社会性法,是以社会利益为调整对象的法律总体。因此,经济法和社会法同属于社会性法,都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     

江西抗日救亡团体及其历史作用考察

抗日救亡团体是特定历史背景下旨在挽救民族危亡而成立的社会组织。“九·一八”事变以后,作为东南抗战大本营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西,其境内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并历经了萌芽和初步发展、蓬勃发展、继续发展3个时期。客观看来,抗日救亡团体在规模、实力、民众参与度、性质和党派关系等方面各异且呈现出各自特色;尤其是八年抗战中,它们始终奋战在抗战救国的各条战线上,在抗战宣传与动员、医治伤员、服务军人、救济难民、安抚后方、协助政府和军队抗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东南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指导思想,是核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处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之中,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与之共存共在,不可分离。我们不仅仅需要从思想上对之加以重视,而且更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反思和分析,以辨明真伪,明断是非,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认识,从哲学的理论高度来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地。     

伊壁鸠鲁和庄子快乐观的比较及其当代意义

伊壁鸠鲁的快乐观建立在感觉论的基础上,强调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庄子的快乐观建立在"道"论的基础上,无为而诚,同一大通,物我两忘,并区分"天乐"和"人乐"。伊壁鸠鲁走的是理性主义的路线,重视感觉经验,他认为,理性、美徳是通往快乐之路的桥梁。庄子则贬斥经验知识,批判仁义道德,主张通过"坐忘""心斋"等方式去体认"至乐",走的是神秘直觉主义路线。伊壁鸠鲁和庄子的快乐观都具有还原论的色彩,主张回到个体的存在和最低资源的消耗,为当代人解决精神痛苦指明了一条哲学治疗的道路。     

从“独白”走向“对话”:当代道德主体话语的范式转换

道德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相融合的存在,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等多重意义。道德主体话语的范式主要有"独白"和"对话"两种。当前道德主体话语陷入了"人"的遮蔽、"善"的迷失、"言"的缺场等"独白"式困境。道德主体实现"对话"式诉求,使"人"的遮蔽转向"人"的复归、"善"的迷失转向"善"的确证、"言"的缺场转向"言"的出场,是当前道德主体从"独白"走向"对话"的话语转换的可行路径。     

我国城市治理中城管与流动商贩矛盾的化解对策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当前在城市流动商贩的治理中,城管与商贩的矛盾问题表现得很突出。流动商贩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商贩是城市治理的重点对象,由于治理方式、法律的滞后、对城市治理的认识存在差异等原因,导致城管人员在对商贩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常常与商贩发生矛盾。本文就城管和流动商贩矛盾存在的原因进行探析,并提出相应化解对策。     

精准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精髓

在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势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强调国家治理与民众需求精准匹配的重要价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既包括治理主体、治理中介、治理个体在内的结构要素,也蕴含民众需求导向、过程—结果导向、制度治国导向的价值要求。在精准治贫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要求内源式扶贫匹配贫困地区发展需求、顶层战略设计与考核监督共进。精准治贫也产生驻村帮扶工作队与村级组织协调互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国家对社会的整合等正外部性。在精准治党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要求权为民所用匹配基层法治需求、优化政党治理系统。精准治党思想产生了党员干部"规则意识"提升、党组织回应性增强、乡村权力结构整合等外部性。与其他治理范式相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强调政府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积极主动回应民众需求,实现政策与民众需求匹配,依据差异化需求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具有明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