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国城乡关系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导致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后期持续拉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维护城乡空间正义、激活乡村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蕴含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落文化现代化重建、乡村治理德法并用、发展成果城乡共享等极其丰富的理论意涵。新时代要以"三农"问题为靶向,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关键,继续释放制度红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进文化复兴与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     

儒家与基督教思维方式之比较

由于语言文字、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塑造了儒家与基督教思维模式的风格差异。儒家表现的是独具特色的具象会意和直觉体悟的思维特点,基督教彰显的是抽象思辨和理性分析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具象直觉和基督教的抽象分析在思维基点上体现为主体自身和客观逻辑精神之别,思维原则上呈现为整体与个体之异。但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亦存有相互交织的共性,只是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德国推动穆斯林社会融入政策考察

在欧盟推动少数群体社会融入政策的影响下,德国也加大了推动少数群体,尤其是穆斯林人口社会融入政策的力度。为此,德国采取了反对歧视;推动德国语言文化教育、打击教育隔离;推动公共学校加强伊斯兰宗教教育;强调"文化适应";加强与穆斯林对话、打击穆斯林极端主义等措施。但由于穆斯林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德国的政策本身存在一些不足,德国促进穆斯林社会融入的政策的近期效果并不明显。     

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体响应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回答,需要全世界不同主体积极参与和响应。但是,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共时性矛盾、部分国家基于镜像思维导致的价值理念冲突、全球治理能力与现实诉求之间不平衡等因素,深刻影响着部分国家、政党、国际组织等主体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响应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行为实践,国际社会必须明确不同主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强化核心主体的集体认同、增强中坚主体行为的定向凝聚性、推动国际组织体制机制变革、增强传播主体的正向驱动性等路径,最终发挥现实的人的能动性,有效改善并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响应效果。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空心化的治理

农村"空心化"是指农村的各项事业出现停滞甚至萎缩的现象,表现在土地、人口、地理空间和"软"环境等方面。其产生原因有:城镇收入高于农村收入的拉力、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推力,使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融入城市的艰辛,使农民难以割舍与土地的联系。治理农村"空心化"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为农民进城提供稳定的就业环境;推动农村经济走产业化之路,拓展农村就业空间;培养有知识的新型农民;合理规划布局,建设美丽"村镇"。     

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及其启示

学术荣誉是科学共同体根据科学家取得的独创性研究成果对增进科学知识贡献大小而授予的荣誉性承认.按照默顿的理解,学术荣誉依次包括引用回报、科学奖励和命名,基本上形成了科学家研究生涯的阶梯.无论对科学家个人而言,还是对科学共同体而言,科学家的学术荣誉追求具有重要的"兴奋剂"作用.这对于中国杰出科学家管理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     

以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提升国家软实力与世界话语权

一、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是大国崛起与民族强盛的鲜明标志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都与其理论自信与自觉密切相关.强大的国家、兴盛的民族必然拥有与之相匹配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中国文明为何成为唯一没有断裂的四大古文明,并且影响力愈加彰显?这主要得益于我们的先人一直以充分的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坚持以我为主体,广纳百川,泱泱大气,终于造就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灿烂的中华文化.试看恢宏的大唐盛世,既有玄奘披荆斩棘西天取经,又有鉴真历尽艰辛东渡传道,都城长安吸引着世界上无数求知者渴望的目光.     

大数据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南昌信息文化论坛会议综述

大数据革命是近年来正在发生的一场以数据为载体的信息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带来了世界观、认识论和伦理观等哲学变革,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挑战.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这场数据技术革命,这是科技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重要课题.来自全国各高校的近60位学者从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对这场大数据革命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及时回应了大数据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同时试图用最新的大数据革命素材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乡村治理基本单元的多层化体系建构 ——以三种农村集体资产改革为例

自治和行政是乡村治理的两大工具,两者不同的组合方式产生自治主导型、自治行政均衡型、行政主导型等不同的治理路径,进而形成自然村、行政村、乡镇等多层化基本治理单元体系.以三种有关农村集体资产的改革为例,集体资产产权分配改革宜选择自治主导型治理路径并以自然村为基本治理单元,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改革宜选择自治行政均衡型治理路径并以行政村为基本治理单元,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宜选择行政主导型治理路径并以乡镇为基本治理单元.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安徽天长的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广东东莞的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分别以自然村、行政村、乡镇为基本治理单元,均取得了较好的治理绩效.乡村治理基本单元的设置,应以兼具自治和行政双重职能的行政村为基点,基于治理事项的具体要求、各治理主体的利益关联及其治理能力和资源选择适宜的治理路径和基本治理单元,或下沉至自然村等,或提升充实行政村(能力和资源),或上升至乡镇等,形成多层化基本治理单元体系,并加强各基本治理单元的治理能力建设,有效提升治理效率和绩效,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