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研究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国债交易和国债利率的市场化水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使得编制比较完整的即期收益率曲线成为可能。笔者选用2008年某一天未到期的国债建立模型进行分析。根据数据拟合的收益率曲线整体呈下降趋势,长期国债收益率低于短期国债,这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优先置产理论。     

对我国利率市场化内外环境因素的认识

20世纪70年代之后，肖(E．s．shaw)和麦金农(R．I．Mcdinnon)有关金融自由化理论著作的发表，再加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波助澜，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近20年内纷纷推行了以取消利率上限，取消信贷直接配额为中心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总体思考

编者按：近年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加剧了资源的耗竭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前，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要实现中国的跨世纪环保政策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运用一种“硬”的财政手...     

试谈人民币未来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本文通过对一般国际货币的职能和路径的分析，进而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路径。笔者认为目前人民币善处于初级阶段．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可以选择从对大陆和港澳台四币整合到周边化再至。亚洲化，最后实现国际化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     

通货膨胀、非对称性贬值与商业信用结构——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的视角

通货膨胀会使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因而对同时兼具债权债务性质的商业信用具有非对称性贬值风险．本文基于这一视角,以2003年～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研究通货膨胀如何影响商业信用结构调整行为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水平越高,企业商业信用净额越低,且在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越大的公司,其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行为越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在面临较高通货膨胀风险时,公司不仅会选择降低应收账款,而且会选择增加应付账款来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表现为一种“对冲”行为,从产品竞争地位来看整体支持了商业信用“对冲”行为的“能力观”．以上研究不仅从非对称性贬值风险视角揭示通货膨胀对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机理,而且从风险规避视角解释了通货膨胀与企业商业信用结构调整之间的逻辑关系,拓展并丰富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机制的相关研究．     

我国A股市场的模糊性溢价——基于日内高频数据的分析

基于Izhakian(2020)不确定性概率分布下的预期效用理论框架,本文实证研究了我国A股市场的模糊性溢价问题。利用上证综指的日内高频收益数据估计日收益率分布,以月度内日收益率分布的波动性衡量月度市场模糊性,并对模糊性-风险-收益的权衡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 (1) 我国A股市场存在时变的模糊性,其模糊性溢价不总是正数,而是依赖于投资者对市场的预期;(2) 模糊性溢价和风险溢价受到市场预期的影响,好的市场预期有正的模糊性溢价(模糊厌恶)和负的风险溢价(风险爱好),不好的市场预期有负的模糊性溢价(模糊爱好)和正的风险溢价(风险厌恶)。这些发现不同于当前文献中的许多结果,可以很好地解释市场中的“追涨杀跌”现象。     

基于Google Trends注意力配置的金融传染渠道

20世纪末期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和不同金融市场联系的日趋紧密使得金融传染在近年来受到广泛的关注.由于金融传染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致使金融危机传染渠道的确定成为金融传染问题研究的难点.文章首先引入一个线性回归模型,以研究投资者的注意力对市场震荡的反馈,然后设计了一个非线性回归模型来验证市场间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在考虑了市场间的直接传染和基于注意力配置的间接传染因素下,研究了相依性情形下的金融传染的存在性问题.基于Google Trends搜索量,结合2007-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市场间的数据进行了丰富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在相依性情形下,次贷危机在东亚三市场间存在显著的直接传染效应,同时,注意力配置作为一种间接传染渠道,在危机的传染中非常显著.     

保险欺诈的原因及其防范对策

毋庸讳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保险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量的保险赔付对于稳定企业经营、保障经济发展和安定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深入，保险欺诈事件也在我国保障业务中悄然产生并渐趋增多……     

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消费势在必行

高等教育是一种参与人多、涉及面广、最具有影响的公共事业，又是一种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殊产业，其产品既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又属于个人私有产品，高等教育随着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其私有性在不断地增加……     

高校贫困生解困的经济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地政府一直致力于探索建立一种比较完善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体系。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奖、贷、助、补、减”的资助政策框架已基本成型。但由于主体职责划分不清、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当前高校贫困生的解困未能达到均衡。解困的出路在于纠正和消除这三方面的不足或缺陷,并将这种思想具体体现在各项措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