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建设与运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异质性研究——以沪昆高铁江西省沿线地区为例

中国高铁的迅速发展对沿线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通过选取2004-2019年沪昆高铁江西省沿线7个地区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高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探究沪昆高铁投资建设和开通运营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何不同之处,研究发现:沪昆高铁的投资建设与开通运营对江西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均有助推作用,但它们对沿线地方经济产生的作用存在不同.高铁投资建设期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助推作用要高于正式运营期;高铁建设的投资效应大于开通运营后的投资效应,高铁开通运营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的助推作用大于投资建设期,并且沪昆高铁对江西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廊道效应.因此,江西省应进一步推进高铁网络的投资建设,充分发挥高铁开通运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积极推进高铁经济带开发,依托地方优势产业,促进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探索在产业集聚中实现协调发展的新路径,充分发挥高铁开通运营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违约风险、银行信贷筛选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企业违约风险与银行信贷筛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银行信贷筛选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产生的影响。在参数校准的基础上,分析了货币政策冲击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无论是基于长期还是短期效应的角度,银行信贷筛选均显著抑制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2)基于货币政策冲击的短期效应可以发现,银行信贷筛选降低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并且放大了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3)通过比较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可以发现,银行信贷筛选导致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非对称性特征。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相比无银行信贷筛选的情形而言,银行信贷筛选导致了整体社会福利的恶化。     

论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路径——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基点的考察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亿万群众的鲜活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时代课题和实践基础,而且促进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认识的升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入了崭新境界。     

婚姻范畴的重新界定与重婚标准的检讨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两性关系规定为同居关系,不认为此种男女两性关系为婚姻,导致刑法和婚姻法对重婚标准的认定不一致,给司法审判活动带来严重混乱。究其原因,是对婚姻这一原始概念的认识产生了偏差。只有回归婚姻的社会性,将婚姻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才能合理界定婚姻和重婚标准。是否构成婚姻关系,与法律的评价无关。只要同时存在两个婚姻关系,即构成重婚。     

科学的定位缺陷和哲学的生存空间

科学和哲学作为两门不同的学科,均以不断产出新知识为其基本学术功能;各门学科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把握对象的认知方式,则是各自具体实现基本学术功能的前提。对特定实证条件的物质依赖性不仅仅致使科学认知方式具有自身的三大盲区,且致使科学的所有学科部门全然无法对象性地定位于整个世界。哲学的定位所在正是科学的定位缺陷所在,由此决定了哲学的崇高学科地位,并严格规范着哲学知识的历史深化趋势和哲学研究的专业学术精神。     

黄庭坚两游庐山及诗歌创作

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两次游庐山,一是三十六岁时经鄱阳湖至南康军游庐山南,二是五十八岁时过江州游庐山东林寺.两游庐山,创作诗歌近20首,为庐山文化在两宋时期的鼎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科学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并兴盛一时。中国的科学主义者在传播科学主义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有两个时期的推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一是维新时期的科学启蒙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二是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借用"科学"旗帜来宣传唯物史观。     

论苏区文化建设中的乡村俱乐部运动

苏区乡村俱乐部是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在乡村社会传播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创造苏区新文化的平台。作为苏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乡村俱乐部有效地组织了乡村的农民文化生活,它通过新鲜活泼的娱乐活动进行政治文化教育,提高了苏区农民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知识,从文化角度提倡和实现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文化享有。其成绩与经验,不失为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借鉴。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视阈与当代中国发展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启了生存论视阈中的“生活世界”,赋予人的生活世界的生存论以优先地位,从而发现了真实的历史.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中,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解答这一重大问题的有益探索,既有利于避免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片面发展,又有利于避免陷入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抽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