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性、诗性与人民性：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街头诗的媒介特性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街头诗运动成绩突出，街头诗作为媒介算不上性能优良却仍风行一时，原因正在于其战斗性、诗性与人民性的特质。“破壁人”的存在使街头诗在易于湮灭的同时获得战斗性内容与媒介意义，“造壁人”的书写、张贴行为被视作战斗的一环，成为街头诗最具说服力的信源佐证。街头诗的“悬置”诗性使自身呈现多种样态的同时，也赋予其承担不同宣传任务和因时而变的可能。借助以墙壁为主体的媒介符号矩阵，街头诗最终得以通过多种转喻机制作用到为人民赋权的革命进程中。政治性、战斗性、诗性最终统归于人民大众，人民性成为作为媒介的街头诗的终极价值指向。     

朗西埃审美经验自主理论研究

在朗西埃看来，每个个体都平等地享有审美经验自主权，他们以此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显示各自的独特存在，促进审美体制的确立。通过自主地使用审美经验，无数个体蜕变为富有良知和创造性的新诗人，他们解码了化石中的历史性，揭示了被遮蔽的真相，由此重写了文学史，构造出不同类型的元政治以及真正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能够充分激发个体的自主配置能力，能够平等对待异质个体。它由经济、艺术和宗教等共同建构，其中艺术以审美教育方式培养着集体气质。不过，这个共同体的实现过程是漫长的、曲折的。     

由文学习语到文学创语——中国当代作家魔幻叙事的文学历程与民族化转向

在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碰撞、磨合中生成和衍化的中国当代作家魔幻叙事，已走过了近40年的文学历程，这期间先后经历了模仿借鉴、转化创新阶段，并最终实现了魔幻叙事的民族化转向。中国当代作家魔幻叙事由文学习语到文学创语的嬗变，是中外文学互动磨合的结果，亦是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之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文学经验与启示，对于处理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与域外文学的磨合、调适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还原本义”与“强制解读”——《关雎》主旨学案新断

《关雎》主旨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诗经学”史上，“强制解读”现象相当严重，就《关雎》主旨而言，“还原本义”还得从深究其关键字句入手。正确解析“雎鸠”“荇菜”“流”“芼”以及“左右”“琴瑟”,方可还原《关雎》之情歌恋曲场景。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已然形成了《关雎》文化考古中的“《关雎》文化堆积层”。基于对文本解读习惯与动机的理论剖析，通过对《关雎》主旨迷案的认真清理和重审，可以结案判决“恋情说”“赞美说”“讽刺说”“贺婚说”四大类主旨说之得失是非。     

以注解屈原抒写君国情怀——陆时雍《楚辞疏》与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注释之比较

明末士人陆时雍与清初遗民周拱辰均有价值较高的《楚辞》注疏作品传世。二人年龄相仿,又为同乡,交游甚密。陆时雍身为明末士人,周拱辰则身跨明末清初,属清初遗民,二人的《楚辞》注本表达的思想倾向亦有明显差异。在对待君王的态度上,陆时雍的注疏表现出内敛中庸的理学倾向及对君主充满拥护之情,周拱辰却不虚隐君主之过,愤慨狷急之情溢于言表;在对屈原“死节”的评价上,陆时雍认定为“悁行”,周拱辰则认可并赞扬屈原的“死谏”。     

恋爱故事包裹下的“自由魂”——以茅盾早期创作《野蔷薇》为中心

“大革命”落潮之后,茅盾陷入对前途的迷惘状态。他反思自己的革命历程,对形成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有了新的认识,随之对革命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避居日本期间,一种革命“旁观者”的身份方便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总结刚刚经历过的革命运动,扫除革命者中残存的封建思想、促进阶级觉悟成为刺激他创作的主要动力。在《野蔷薇》中,他以五则婚恋故事分析了妨碍革命者实现思想独立的阻力,表达了协调“群”与“己”关系的愿望。     

李白诗“人”意象的文化内涵与天人合一的境界

李白诗歌使用了大量“人”意象，构成了其区别于别家诗歌的重要特点。这些“人”意象是其哲思和诗意的体现，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具体而言，他用诗的语言展示了对儒释道三个文化层面兼容的认识，同时展现了自己儒释道兼容认知的思想感情，且将这种情感认知内化为个体主体精神，并在更高范畴上与中国哲学的知情意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以力求实现情感与意志的超越，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     

何承天三考

何承天出身士族次门，父系一族以武功起家，这为何承天形成了出仕为官的政治理想以及光耀门楣的个人抱负；母系一族，世代博学，这为何承天汲取知识、广览数术提供了源泉。经考证，其应赵惔之辟任宁蛮校尉司马应是在义熙四年(408)，辞却此职是其明哲保身、审时度势的仕宦态度的具体体现。其贬任衡阳内史应是在元嘉十一年(434)，任上参与了著名的“白黑论”之争，后被收系狱，又值赦免。     

杜诗几种特殊诗体体制研究及后世接受之述评

杜甫创制了“同谷七歌体”“曲江三章章五句体”“存殁口号体”等特殊诗体。其体制特征如下：“同谷七歌体”,由7首诗组成，每首8句，每句基本为七言，无平仄声调限定，其韵律安排非一韵到底，而是分为前后两节，前节6句押一个韵，后节2句转换韵部，且采用句句押韵的做法；“曲江三章章五句体”,由3首诗组成，每首5句，每句为七言，无平仄声调限定，在韵律安排上打破了传统诗歌偶数句押韵模式，将韵脚放在1、2、3、5句上，打破了人们对诗韵节奏的固有预期；“存殁口号体”,由2首诗组成，皆为声韵严整的七言绝句，每首诗前2句各举一存者一死者，且言其艺术擅长，后2句对其境遇发表感慨。后世诗论家肯定了这些诗体为杜甫首创。后世诗人多有仿制，情况不一：或对某些诗体体制逐渐认识，最终吻合；或守中有变，对某些成分做出变革。     

荻生徂徕《绝句解》与日本明诗评点之兴

探讨日本文人的明诗评点，并非是在日本汉文献中寻访残缺的明代遗梦，而是从东亚视角重建对明诗理解的一种尝试。明亡后，清初文人对明中叶以来的诗歌整体偏于否定，持论有失公允；而日本文人的明诗评点作为从周边看中国的“第三只眼”的观察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日本文人对明诗的评点勃兴于江户时代中期，这是由明入唐的学诗路线使然，也与他们批判宋文化的思想转向以及接续中华文化正统气脉的意图相关联。探析日本明诗评点之兴，荻生徂徕的《绝句解》是无法绕过的荦荦大者，他专注于评点明七子派诗歌，尤以评点李攀龙存世的全部七言绝句及近九成五言绝句而具开创性意义。《绝句解》评点明诗具有言简情深、体味深远的特点，既揭示明七子派诗歌与唐诗在意境、诗意、句法等方面的契合处，为日本文人由明诗上窥唐诗妙处提供范本；又揭示明诗与六朝诗歌的因缘关系，为探讨明七子派诗风的复杂面貌提供指引。《绝句解》从日本视角重新建构明诗典型，对明诗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自成一说的看法，其间开显的新意作为话语回馈，有助于我们从东亚视野重估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