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礼乐精神与女子教育 ——— “ 《关雎》 之义” 辨证

《关雎》 最初是用于女子教育的作品。 《关雎》 的叙述者是女子教育的主持者后妃, 她教给年 轻女子采摘荇菜和准备祭祀等劳动技能, 让她们学会相互协作和配合, 同时使用琴瑟钟鼓之乐教育年轻女子 达成性情之平和, 养成内在心性气质和外在容貌举止的淑善。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 《五行》 以及 “上博简” 《孔子诗论》 都只是用诗, 与 《关雎》 之义没有直接关联。 《史记》 “周道缺, 诗人本之衽席, 《关雎》 作” 和 “周室衰而 《关雎》 作” 两条材料, 习惯视作 《关雎》 讽刺说和诗篇晚出的关键证据, 但历来对这两则 材料的理解存在断章取义之弊, 属于严重误读。 《关雎》 是周人制礼作乐最早的重要作品之一, 表征了周文 化的礼乐精神和对女子教育的高度重视。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由“乱”看《关雎》的现代性解读

本文力图通过一些关键性资料的把握,以＂乱＂为切入点,探讨《关雎》的内在之旨。通过对＂乱＂的解析、对＂乱＂在理解《关雎》中的地位,提出一种现代性的解释。一方面文章以早期文论为主要依据,发现＂乱＂为《关雎》是＂四始＂之首的原因;另一方面,文章又从＂乱＂在解析《关雎》的重要意义出发,提出要从一种高度来理解《关雎》。对《关雎》的现代性解读：即《关雎》的现代性在于它的艺术美与民族语境。     

"《关雎》之改"与"四家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第十简有“《关雎》之改”句,关于“改”,各家释说不一,李学勤释为“改”,学者们多从之。本文在儒家诗教的前提下,对《诗论》关于《关雎》的评说和汉以来“三家诗”关于《关雎》的评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该字释为“改”,完全符合“三家诗”对《关雎》的理解,从而对李学勤的释说,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窈窕淑女”与传统文化

透过对《诗经·关雎》“窈窕淑女”的不同文化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在家国同构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妇女的品德、体态与社会地位的要求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对妇女的压制和对其体态、心态的扭曲却是一致的     

《詩經》乐章中的“乱”

“乱”是古代的一个音乐名詞,指較长乐曲中最后的、也往往是使用多种乐器合奏的一个段落。《詩经》里的乐歌具备“乱”段的一定很多,其中有几篇还可以从古文献里找到线索。一、《关雎》的“乱”《論語·泰伯篇》記載孔子的話說:“师摯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师摯是魯国的太师(乐官),《关雎》是《詩经》第一篇的篇名。对于孔子这句话,有种种不同的解释,除了望文生训的一些說法之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甲)朱熹說:“乱,乐之卒章也。《史     

《关雎》是一首思妇诗

学术界关于《关雎》有多种解释,我认为它是一首思妇诗。“雎鸠”二字,涵容着民族历史文化意蕴,它甚至带有生殖崇拜文化意味。傅道彬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指出《关雎》以雎鸠起兴,旧注“雎鸠”多误。他认为“雎鸠的意思是雄性的鸠鸟,雎鸠就是男根的原型”。《关雎》以雎鸠关关鸣于河洲求偶为兴,其暗示出来的男欢女爱意味是不言自明的。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集传》)。《关雎》首言雎鸠以喻雄性,象征君子。如果按照朱子之说,这显然言的是“他物”——神圣男根。那么雎鸠又引起谁的所咏之辞呢?我认为是诗的主人公:淑女。     

“学而”记疑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学”应是动词“学习”。《论语》“学”共有66处,大多作“学习”解。以“学习”解读“学而时习”,更有助于把握《论语》的主旨:人贵在学,学贵在道、在取友,取友贵在忠恕,忠恕之道贵在教,“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说《关睢》

毛诗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诗的基本精神是“以史证诗”。从文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能作为参资之助，从经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可备一说。北宋欧阳修，于经书多所疑议，而在其《诗本义》中却把《关雎》坐实为文王、太姒，这就更近“史学”，其见解又在毛诗之下。近代以来，治诗者多以“文学”相尚，其惑更甚。此诚如朱东润先生所云：“今之治《诗》三百五篇者，一洗前人之故习，而矫枉过正，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为说益多，纠纷益滋。”诗，原本即所谓“赋…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也谈《关雎》中的“流 ”、“采 ”、“笔”

《关雎》中“流”、“采”、“芼”,通常的注释是：流,求取;采,采摘;芼,择取。但“流”、“芼”的释义与它们的本义相差较远,这其间有一个多重引申的过程,而这种引申源于《关雎》本身是一个多层象喻的系统。     

《关雎》"后妃"说索解--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之四

《文木山房诗说》以“后妃”为题,专就《关雎》诗旨做一般性的理解和认识。虽无特别的见解,但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吴敬梓的文化思想有相当佐助。概言之,吴氏倾心于传统“经学”之术,仍不贰乎儒家道统。     

《关雎》的原始结构与爱情本相

《关雎》是《诗经》第一诗,但《关雎》的结构却很少引起讨论。本文支持《关雎》错简说,并从“《关雎》之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风雅七诗的结构、采艹杏的劳动程序、《诗经》中“采”字的位置与频率五个方面探讨了《关雎》的原始结构;又从“关关”并非雌雄和鸣、《关雎》中鸟与人的对应关系两个方面,演绎了这个上古时代的爱情故事——贵族青年单恋平民少女的乐哀情怀。     

“用事”论

“用事”,又叫“用典”。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文心雕龙·事类》)据此可知,用事(用典),是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的一种修辞方法和论证方法。王勃倾吐“怀才不遇”的牢骚,却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滕王阁序》),就含蓄多了。萧统提出自己的诗学观点,则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文选序》),第一句和后面一联对偶的上半联引自《毛诗序》,下半联引自《礼记·乐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就不证自明了。     

“关关”新解

春秋时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关雎》一诗是中外驰名的名诗魁首。对诗中“关关雎鸠”中的“关关”之注释,历来都遵循郑玄的注解。文章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考证,发现《诗经》中用象声词模拟鸟鸣叫的句式都和“鸣”字相连;雎鸠无论是那一种鸟,都不可能发出“关关”的叫声;“关关雎鸠”和“淑女采荇”一样,采用的都是比兴的手法。因而认为“关关”是动词重叠连用,说的是先人利用“鸟媒”的一种捕猎方式。这种利用鸟媒的形式表达爱情在民歌中仍得到体现。     

说“寤寐思服”

《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服”,《毛传》释“思”,《郑笺》释“事”。后世多从《毛传》而无异议。但释“服”为“思”,先秦典籍中无旁证。王力先生说:“解释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在春秋时代(乃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见王力为向焘《诗经词典》写的序文)这话说得极是,释“服”为“思”就属于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