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关”新解

春秋时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关雎》一诗是中外驰名的名诗魁首。对诗中“关关雎鸠”中的“关关”之注释,历来都遵循郑玄的注解。文章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考证,发现《诗经》中用象声词模拟鸟鸣叫的句式都和“鸣”字相连;雎鸠无论是那一种鸟,都不可能发出“关关”的叫声;“关关雎鸠”和“淑女采荇”一样,采用的都是比兴的手法。因而认为“关关”是动词重叠连用,说的是先人利用“鸟媒”的一种捕猎方式。这种利用鸟媒的形式表达爱情在民歌中仍得到体现。     

一位绝代佳人,一首绝美恋歌——《关雎》美学价值浅论

《诗经》开篇之《关雎》一诗,历来为人们所重视,研究者也颇多。从美学审美角度来看,该诗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关雎》一诗展现了生动的人物美、崇高的爱情美,创造了独特的意境,展现了众多的美学价值取向。     

《关雎》论

历来对《诗经·关雎》主旨的理解意见不一。本文将《关雎》置于艺术活动系统中加以研究。应用系统论的原理,从作品自身系统、创作系统、《诗三百》、时代社会系统几方面对《关雎》作了分析,肯定其是一首爱情诗。并对产生歧义理解的原因作了解说。     

理想婚姻之典范——《关雎》诗主旨辨证

《关雎》是《诗经·国风·周南》的第一篇,也是"《诗经》四始"之首,关于诗主旨历来聚讼纷纭。然就文本层面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定位和文化层面礼乐制度的制约来看,《关雎》诗都体现了一种符合封建礼乐文化的有节制、有理性的男女恋情,是诗经时代理想婚姻的典范。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雎》之改"与"四家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第十简有“《关雎》之改”句,关于“改”,各家释说不一,李学勤释为“改”,学者们多从之。本文在儒家诗教的前提下,对《诗论》关于《关雎》的评说和汉以来“三家诗”关于《关雎》的评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该字释为“改”,完全符合“三家诗”对《关雎》的理解,从而对李学勤的释说,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还原本义”与“强制解读”——《关雎》主旨学案新断

《关雎》主旨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诗经学”史上，“强制解读”现象相当严重，就《关雎》主旨而言，“还原本义”还得从深究其关键字句入手。正确解析“雎鸠”“荇菜”“流”“芼”以及“左右”“琴瑟”,方可还原《关雎》之情歌恋曲场景。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已然形成了《关雎》文化考古中的“《关雎》文化堆积层”。基于对文本解读习惯与动机的理论剖析，通过对《关雎》主旨迷案的认真清理和重审，可以结案判决“恋情说”“赞美说”“讽刺说”“贺婚说”四大类主旨说之得失是非。     

明代《诗经》“汉学”研究论略

传统认为“汉学”盛于清世 ,实则在明代中叶就出现了“汉学”运动。《诗经》的复活 ,旨在打破朱子《诗》学的一统天下 ,寻求诗的原始意义。其间出现了三个流派 ,即尊序抑朱派、杂采汉宋派与辨正汉说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对朱子《诗》学进行了冲击 ,为明代《诗》学带来了新生机。     

论《诗经》二雅战争诗对后世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有诗共一百零五篇。《诗经）战争诗主要在“大雅”和“小雅”中。二雅战争诗主要包括规、雅》中的《六月》、《出车p、《采     

说“寤寐思服”

《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服”,《毛传》释“思”,《郑笺》释“事”。后世多从《毛传》而无异议。但释“服”为“思”,先秦典籍中无旁证。王力先生说:“解释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在春秋时代(乃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见王力为向焘《诗经词典》写的序文)这话说得极是,释“服”为“思”就属于这种情况。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关于《诗经》的编者——与许廷桂先生商榷

文章就许廷桂《〈诗经〉编者新说》一文提出商榷意见。许说《诗经》系“宣王肇始,平王编成”缺乏依据。《诗经》中为数不少的作品,分明产生在平王之后,孔子补编亦难自圆其说;“季札观乐”对史料有拣择、虚拟,不能据此认定襄公二十九年就有《诗》的定本而否定孔子删《诗》。许说《诗》乐是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也与史实不合。我国古代音乐发达很早,并非长期与诗、舞纠结而存在,《诗》被采合乐只是其中部分篇什。     

也谈《关雎》中的“流 ”、“采 ”、“笔”

《关雎》中“流”、“采”、“芼”,通常的注释是：流,求取;采,采摘;芼,择取。但“流”、“芼”的释义与它们的本义相差较远,这其间有一个多重引申的过程,而这种引申源于《关雎》本身是一个多层象喻的系统。     

《诗经·周南》言情诗艺术探微

《关雎》:波澜起伏,曲折有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册,第229页)打开《诗经》,第一首诗就是爱情诗歌《关睢》,它以明朗、清新的格调,显示了特有的艺术风采。然而,关于诗的主旨,历来却解说纷纭。《毛诗序》认为是赞美“后妃之德"。《鲁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诗意"与"诗义":欧阳修"诗本义"的现代阐释

以欧阳修《诗本义》阐释实践为依据,详细分析欧阳修《诗》学重要范畴之一“诗本义”的丰富内涵,指出其主要有二个意义层次:“诗意”与“诗义”。扼要地阐明欧阳修《诗经》阐释学的宗旨与特点及“诗本义”二层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宋代《诗经》阐释学的意义。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谈安大简《诗经》的一个异文

《诗·周南·关雎》“寤寐”之“寐”,安大简写作“ ”。此字形当分析为从“丬”,“帚”声,系“寝”字异体。“寝”古训“寐”。《诗经》早期版本作“寝”,因 “寝”、“寐”义同互训;加之秦朝焚书坑儒,典籍失传,至汉代,文献的流传靠口耳相授;且“寐”字有一种形体从“寝”,汉代学者可能误认为是“寐”了,于是“寤寝”就变成了“寤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