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苏辙“文气”说论析

“文气”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苏辙的“文气”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富有特色,本文着重分析苏辙文艺思想中“文气”的内涵以及“养气”的方法与途径等问题.     

从“张资平现象”论左翼文学的初期发展

张资平＂左转＂作为参照物可以旁证左翼文学一段旁逸斜出的发展初期。后世文学史家擅以＂剔除法＂突显左翼文学的严肃单一性,未免忽略其复杂丰富性。     

论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

陈子昂生于初唐,殁于初唐,那是一个盛唐气象尚在蛰伏、盛唐诗歌审美要素尚在酝酿的时期,斯人身上过早地肩负了盛唐诗歌的审美追求,成为时代的先觉者,尽管在当时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其价值,并被广泛接受.这种接受不仅限于文学,还因文及人,强化对其人格力量的尊崇.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包括对陈子昂创作成就的认可、才识人品的敬仰以及模仿其创作三个方面,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主要出于社会心理需求和文学发展自身规律等原因.     

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双向反哺——以草明《延安人》为中心的考察

主要聚焦草明的情感实践与创作转型,以194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延安人》为切入口分析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交互影响。《讲话》发表后,一系列情感实践促进了知识分子主体的情感转向,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转变也影响了革命文艺的生产与建构。草明延安时期的创作及其转型具有典范性。在宏观层面,作家的情感实践促进革命文艺生产的同时,革命文艺创作活动也在滋润着创作者的情感认同。创作者投身革命文艺生产的场域之中,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实践。知识分子的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双向反哺、相互成就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变革的一条有效的内在路径。     

士大夫身份意识与汪琬墓志铭的书写策略

清前期著名古文家汪琬继承唐宋以降的文化传统,着力讲求墓志铭的书写策略,借以鲜明地表达他所理解的士大夫群体的观念、情感、理想和趣味。汪琬的墓志铭书写特意强调撰写者“文学蔚蔚”的文化身份,强烈表达撰写者“以其风声说人”的情感旨趣,自觉行使撰写者“自重特立”的话语权力,力图塑造一种独具风貌的“在野”士大夫形象。这一书写策略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既受制于、也强化着汪琬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ADR制度中国化之路径解析

现代社会主体间关系的多元化决定了主体间产生的纠纷的多样性从而导致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采用国家公断性质的一元化的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因此,我们有必要完善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借鉴国外ADR制度,构建我国的ADR纠纷解决机制。     

《玉燕堂四种曲》的舞台艺术

清代戏曲家张坚创作的《玉燕堂四种曲》在康乾年间颇有声名,其在舞台艺术方面独具特色。在清中叶文人传奇案头化、文章化的形势下,《玉燕堂四种曲》以搬演场上为出发点,追求场上效果,尤为难能可贵。《玉燕堂四种曲》的舞台艺术主要体现在结构紧凑,中心情节突出;排场新奇变幻;重视宾白科介,舞台表现力强等三个方面。张坚注重搬演效果的创作倾向使《玉燕堂四种曲》凭借出色的舞台艺术获得梨园青睐。     

陶望龄“偏嗜必奇”说及其心学语境

陶望龄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从尽心尽性的角度,提出"偏嗜必奇"说,大反程朱理学,一时振聋发聩,并奠定了他在晚明文论史上的独特地位。陶望龄此说从刘邵《人物志》"偏至之材"引出,由人物品评到文学理论,他首次揭示并盛赞了"偏"、"奇"的关系及价值,为晚明文论注入了新说。陶望龄既提倡偏奇,又强调圆美,这与他崇尚自然的审美标准有关,而他所谓"自然"又带有强烈的心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