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视阈下的新农村建设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农民必然面临着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对以归属感、安全感和确定性为特征的共同体的冲击 ,农民工就是典型的例子。为了应对“社会”的风险 , 农民工往往移植共同体到现代化的城市中以适应“社会”。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之一正在于解决社会转型造成的心理困扰 :尊重共同体的价值 ,通过改善交通条件和发展经济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增加共同体和外界的联系 ,使共同体接触到异质性因素 ,缩短共同体和“社会”的文化距离 ,进而缓解共同体和“社会”的冲突。     

传媒业的产业融合与传播符号学的新视域

当前,审美经济与符号经济异军突起,在电子信息科技的推动下,产业融合趋势加强,传媒产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实践都处于重大的转型时期,凸现出崭新的审美经济特征.面对这一重大转型,当代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内容在传统的媒体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之外又开拓了文化产业与审美经济研究,在传媒产业及一般文化产业的审美性、符号消费及新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显示出可喜的学科活力.传播符号学的这一发展回应了当前的产业融合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与思路.     

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3P战略"

本文承接100多年前马克思关于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的思路,论证了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恰恰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观点.文章认为,抓住这个战略机遇的关键是文化产业本身必须完成由数量的扩张到内涵式发展的增长方式转变,重点发展3P型文化产业.为了给这重点战略的实现提供一个量化研究的手段,作者提出了一个"3P模型及其指标体系".     

论清代格调派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代格调派的产生与康乾以来的盛世背景、文化氛围及文人心态相关,而清初宋诗热的流弊及王士稹神韵说的偏失,则是促使清代格调派产生的诗坛背景。     

“艾滋病”的媒体话语表征与变迁——基于《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的话语分析

通过对《人民日报》三十余年艾滋病报道的词频概况和变化趋势的考古式研究,试图还原中国主流媒体对艾滋病话语建构过程,研究艾滋病的媒介表征与话语变迁。研究发现,环境方面,国家体制的确认、维稳任务的执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等政治意图,依次影响着艾滋病媒介话语的建构;对道德约束的强调、社会关系的巨变以及多方权力的博弈等社会情境也日益发挥着影响力。言说主体方面,话语权威从拥有知识资本的人转向拥有政治资本的人,政府官员不仅通过话语实践言说艾滋病议题,还以"走访""握手"等社会实践传达话语倾向;感染者的声音一度被遮蔽,虽然近年来有所解放,但其话语仍然是经主流框架筛选的。对象上,媒介话语曾将"外国人"当作"他者"来肃清,随后又将矛头指向"作奸犯科者",借这类"他们"与"我们"的界限划分,旨在强调"我们"是安全的;随着"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他们"与"我们"的对垒不再森严,"感染"从"结局"转变为"经历"。     

“流散文学”视野中的张爱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当一群跨界男作家还在城乡之间进行文学往还时,张爱玲实质上已经悄悄步入后来称为＂流散写作＂的行列。以香港为背景的流散元素,深刻影响着张爱玲的巅峰创作,即通过宗主国边缘男性对中国封建边缘女性的拯救母题,成功摹写了那时代＂女/男＂、＂弱/强＂、＂中/西＂等一系列内在同构关系的剧烈共振下,女性生存的＂丛林规则＂。张爱玲一贯的爱情悲剧在流散元素之直接影响下,形成＂反向对位＂,增加了新的维度与深度,达到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叠合的真实。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世界——浅析2005年版《金刚》对1933年版的后现代重构

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差异。大导演彼得·杰克逊拍摄的《金刚》与梅里安C·库柏在上世纪初拍摄的《金刚》尽管故事雷同,但前者在细节处理、人物设置及拍摄手法等方面做了很多颠覆性的后现代重构,新版更多的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局面和现实困境,引人深思。     

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1925年和1926年,徐志摩与胡适这两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好友先后游历莫斯科。莫斯科之旅使他们发生了深刻的思想逆转:徐因苏俄之梦的幻灭而回归自由主义,胡则激赏新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而引起“新的兴奋”。由此,徐胡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论争。徐对俄罗斯文化的“吊古”情愫体现了他的诗人本色,而胡对新俄政治新试验的欣赏则体现了他的“士大夫”性格。胡徐苏俄观的分歧表征着自由知识分子深刻的思想冲突。在这场思想论争中,诗人徐志摩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守护者,而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的胡适,则因心仪莫斯科新政而成为苏俄革命的同情者。胡徐围绕苏俄问题的歧争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饶有意味的事件。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伦理基础：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正义原则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大量的人工智能治理原则。这些文件通常采取“原则主义”的策略,通过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伦理共识进行清单化的列举。这种策略固然有益于回避争议、促进协同,但也难免在具体情境中陷入概念模糊和自相矛盾。为了明晰概念、澄清语境、促进对话,本文搜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88份原则文本,在伦理学理论脉络中定位人工智能治理核心议题和相关主张。研究发现治理原则围绕着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正义原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在不同的理论脉络和现实情境中,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系统的问题域。推动人工智能的治理实践,需要在静态的对话框架之上进一步构建动态的规制措施,而整合原则文本的伦理基础和治理框架,有助于推动抽象的伦理主张转变为具体的治理实践,以应对复杂现实情境中的道德选择和行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