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F与PP单位根检验方法的探讨

经济理论认为许多经济变量具有非对称的阈值自回归调整行为,而标准的单位根检验ADF和PP法都是基于线性自回归模型而构造的,因此对非对称单位根检验并不适用。本文应用Monte-Carlo模拟方法对ADF和PP检验在TAR与M-TAR模型下的检验势进行系统研究,并对模拟结果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模拟结果表明:当非对称程度较大时,ADF和PP的检验势都具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ADF比PP法具有更大程度的下降。     

论郑孝胥的诗学思想

陈三立和郑孝胥是同光派两大代表诗人，对晚清民国诗坛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和对陈三立研究的相对热闹相比，对郑孝胥的研究尚未起步。研究主要探讨郑孝胥诗学思想的渊源及基本观点，即诗歌应该表现伟大的志向、才思妙合元垠和风格上的劲涩。     

传统农业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与循环农业的发展

传统农业增长方式曾给中国带来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粗放经营模式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消除传统农业增长中存在的路径依赖，发展循环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论法治对和谐社会的价值意义

从法治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关联性入手，论证了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具有的形式价渣、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从而证实了法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意义。     

试谈“除……之外”的英语介词的用法

介词"except"和"besides"都表示"除……之外"的意思,但在实际应用上却各不相同。除了这两个介词,还有多个其它介词可表达此意。文章对英语中常用的几个意为"除……之外"的介词进行了论述。     

苏联哲学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近代中国接受的是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哲学。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哲学经毛泽东等人的阐释逐渐“中国化”并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它是一种实践性与通俗化更为显明,既有教条与政治化倾向,也有实事求是之精神,并注入了民粹主义(或民本主义)、儒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带有苏式与中式双重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创新驱动下新零售服务供应链质量协同改进的稳态策略

技术和消费的“双升”加快了新零售服务供应链的形成和产生,同时也通过驱动其质量系统的协同改进及动态演化实现持续的发展。本文从创新驱动质量的动态视角,分析创新驱动下新零售服务供应链中多主体协同质量改进的运行机制和动态演化过程,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分析构建多主体协同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以此分析新零售服务供应链协同质量改进中各参与主体的博弈策略选择,并利用雅克比矩阵判断其策略稳定性。研究表明：在多元参与主体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多主体协同质量改进能够保持系统稳定状态;多主体间的质量势差与协同质量改进稳定性呈现出反比关系;良好的质量协同效应、独立的内部监督机制等能有效的促进协同质量改进系统稳定。     

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时空格局及趋势预测——以张家界市为例

利用耦合模型、重心-标准差椭圆及障碍度等方法,分析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关系及时空格局,构建修正后的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未来十年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进行精准预测。结果表明：（1）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而社会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较小波动变化特征,增速相对弱后于旅游城镇化水平。（2）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的耦合协调度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经历了“一般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初级协调”的耦合类型转变过程,旅游城镇化超前型特征明显;从空间分异看,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是先扩大再收缩的态势,表现向武陵源区集聚的发展特征。（3）旅游城镇化系统的障碍度小于社会治理系统,从指标障碍度平均值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旅游人次＞每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率。（4）未来十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将持续上升,但在2026年会有所下降,最终在2028年会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     

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动态演进

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数据原因暂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构建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定量测算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水平,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其空间格局和动态演进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水平整体偏低,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环境责任协同水平空间分布的总体差异呈波动扩大趋势,地区间差距是总体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环境责任协同水平的地区差异呈上升态势,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环境责任协同水平呈两极分化态势。     

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基于CFPS2014、2016、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耦合协同模型度量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效应,系统考察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推动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从影响机制看,宏观层面表现为提升农村流通效率与优化产业结构,微观层面表现为提高农民就业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双提升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则与之相反。同时,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影响有所不同,其促进作用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依次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