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的二元化

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立法对适格原告的要求过于严格,无法契合反垄断私人诉讼的特殊需求,导致此类纠纷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借鉴域外经验,结合自身国情,构建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制度至关重要。私人提起反垄断诉讼因其利益指向的不同有着反垄断私人诉讼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分化。在起诉者利益指向分化下,二者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困境和需求,由此在原告资格的确立上也应有所差异,即反垄断私人诉讼适格原告二元化。     

外资法的选择:南非改革《投资保护法案》

国际投资体系正在遭遇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双边投资协定提供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是否确实有益于增加投资的流动，全球多个国家正在审慎地进行外国投资法的改革。基于此，文章以南非的实践为现实起点，通过概述南非投资保护制度变革的缘由以及深入剖析《投资保护法案》的立法意图，阐明其以国内立法维护公共利益监管权力的法律选择，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为远赴南非的中国投资者提供法律风险的预判，揭示外资法变革对于中国投资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南非建立新的投资保护制度，其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维持稳定、可预测的投资环境与实现投资保护改革的若干目标之间的平衡。      

论我国企业劳务外包的法律风险

我国劳务外包虽然缺乏统一、专门的法律规定,但相比劳务派遣自身的局限性,更符合企业追逐利益的需求,致使在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假外包,真派遣”的情况.通过规范分析和对比的手段,指明企业“假外包,真派遣”的法律风险,进而结合司法实务法院的判决,归纳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的区分标准中的主要因素.由此,提出解决企业劳务外包的法律风险的有效途径:宏观层面,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微观层面,加强企业内部资格审查及风险评估.     

试论美国法之社会立法的平等权审查标准

传统上美国法院对于社会立法内容违反平等权的问题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一般尊重立法者的判断,避免做实质性介入。但随着社会民众福利权意识的不断提高,美国法院逐步强化了社会立法内容的合理性审查标准,检验立法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合理关联性,强调差别待遇的坚实理由,限制立法的自由裁量,从而实现社会立法的平等保护。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之扩张趋势及其限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为遏制网络犯罪高发态势而设立的,该罪的主观要素立法上规定模糊,司法上逐渐扩张适用。为避免过度刑法化的隐患,有必要对该罪的主观明知予以理论反思。本罪“明知”内容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此处的“犯罪”特指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不涉及有责性。“明知”程度应采取“确切知道”的判断标准。已确立的“推定明知”规则存在推定明知出罪情形缺失、被告人反驳标准不明、推定或然性风险较大等问题。鉴于此,推定明知应以一般人的认识为基础,结合特定行为人的认识能力,以客观的多项基础事实为根据判定。推定明知不得进行“二次推定”以降低推定的或然性,对于被指控者的反驳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时,即应当重新考虑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推定是否合理。     

基于数据要素考量的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

平台经济的独有特征和数据要素的独有属性引发了传统反垄断法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理论和方法的适用问题。新要素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冲击使得构建新的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思路和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反垄断基本分析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将数据要素作为市场份额的内部考量因素和平台经济的外部特有因素嵌入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构造数据要素的“二元嵌入”模式,对数据要素影响市场力量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并为实现该理论模式设计类型化规制和动态化调整的制度方案,从而为基于数据要素考量的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实践提供行动指引,也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理论重构提供思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