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商品市场失衡的制度诱因分析

城乡商品市场的失衡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重要特征,城乡商品市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运行效率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城市优先”的各种制度安排所导致的。要实现城乡商品市场的和谐发展,就必须从金融制度、户籍制度以及政府政策方面进行改革创新。     

职务发明报酬纠纷举证责任问题研究

职务发明报酬纠纷具有举证责任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兼备、举证能力不足问题和举证行为过错问题交织、影响举证责任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存的法律特征。当发明人面临举证困境时,可以借助外部证据弥补内部证据的不足,利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平衡双方的举证能力,利用举证妨碍制度约束单位的拒不配合行为。由此,可以实现职务发明报酬纠纷举证责任的公平合理分配,激励职务发明人的研发热情。     

论城市空间公平及其基本维度

空间原本就与人、权利与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空间格局的公平是现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城市公共空间公平的研究就逐渐引起了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以系统论观点和学科交叉为研究思路,尝试着从城市公平与人格属性的一致性、城市空间公平与政治公平的关联性、城市空间公平与市场调控的平衡性,以及城市空间公平与空间规划的对应性等四个维度来解析城市公平的基本内涵,并以新加坡为例,以期能为我国城市空间公平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借鉴与启示。     

我国反垄断法安全港规则的构建

反垄断法安全港规则在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地区）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实践,其中的根本动因是反垄断法的普遍适用性和其规制对象的复杂性之间存在冲突,立法者和执法者需要引入合适工具来予以平衡。安全港规则与反垄断法上的合理原则、豁免制度及适用除外制度既存在密切联系,也存在显著区别。在内容上,由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危害性较大,反垄断法安全港规则不适用该类行为;在适用条件上,以市场份额要件为积极要件,并排除严重限制市场竞争行为的适用。反垄断法上的安全港规则可被划分为合法性推定与豁免推定两种运行模式。我国学术界针对反垄断法引入安全港规则存在一些质疑,但这些质疑是可以化解的。我国反垄断实践中已对该规则进行了初步探索,为该规则的构建积累了初步经验。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中引入安全港规则。引入时应把握以下几点：排除横向垄断协议、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严重损害市场竞争行为的适用;采取市场份额标准为主、替代性标准为补充的安全港标准;坚持差异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稳定性与灵活性相协调的原则。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之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政治要求,也是一种伦理诉求,内含了诸多伦理价值和伦理精神。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伦理价值的社会源头发掘其坚实基础,更需要把这些伦理价值落实到相应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依据,是新时代丰富民族理论的新尝试,旨在从伦理价值、伦理精神与伦理路径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共生、友爱与团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价值,具有导向作用;包容、互助与尊重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精神,具有价值支撑作用;责任与发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路径,具有具体的实践功能。     

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几点思考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核安全领域提出的新理念。虽然实现这一理念面临诸多挑战,但是从共同体实践模式、国家合作、共同利益观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可行性。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扩大国际合作范围,深化国际合作方式;强化国家责任,提高国际道德和共同体意识;积极推进核安全体系建设;培育核安全文化,增强核安全意识。     

基于搜寻视角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能力研究

在开放式创新的时代背景下,网络搜寻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的重要性日益显著。本文从三个维度（知识搜寻、关系搜寻、惯例搜寻）探讨了网络搜寻行为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对和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进行了验证。由此从企业和政府两方面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通过增强搜寻水平来提高创新能力给出了若干建议。     

赵必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

介绍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情况,湖南常德的赵必振在五四前期翻译了大量作品,积极传播社会主义,1902-1903年,赵必振在上海翻译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上下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等二十余本日文著作,还翻译了具有爱国救亡作用的其他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传播到中国来。赵必振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税收征管难度监测模型及应用

在分析影响税收征管难度主要因素的基础上,筛选出评价税收征管难度的双级测评指标,并建立各二级指标（可测指标）的测算模型。同时,提出了评价税收征管难度各指标权重的动态权重优化模型及其算法,以测算税收征管难度水平的综合值。最后,以长沙市内长沙县、望城区、浏阳市和宁乡县为研究样本,对本文构建的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模型和方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法律谈判：现代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由法律谈判的概念展开

学界关于法律谈判的界定众说纷纭，未能阐释其真正内涵。法律谈判需要强调“主体间沟通”，力求克服普通谈判易被目的理性异化的弊端，通过法律因素介入，引导谈判参与者进行自我约束，遵循有效对话的基本条件，在主体之间经由对话积聚共识，化解分歧。在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中，基于交往理性的法律谈判占有基础性地位，一方面作为独立的解纷方式活跃在纠纷解决机制的“舞台”，另一方面作为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穿插在其中，推动纠纷的及时有效化解。因此，现代社会法律谈判旨在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起到保障真正合意，防止合意贫困化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