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谏对北宋仁宗年间党争的危害

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息息相关，且贯穿了整个大宋王朝的政治发展史。仁宗时期的党争是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对后来熙、丰时期的党争产生了较大影响。两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监察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时御史台与谏院合二为一的趋势逐渐形成，这使得宋朝台谏的职能远远超过了唐朝，面对党争——宋朝政局动荡的最直接反映，台谏在党争中的作用亦不能被忽视。     

俄罗斯学前教育主要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

：俄罗斯素来有重视学前教育的传统。近年来,俄罗斯以教育立法形式保障学前教育发展,不断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支 持,宏观上关注教育公平,提高学前儿童入园率,关注弱势群体发展;微观上大力推行教育教学改革,强调幼儿个性化学习,培 养幼儿爱国主义精神等。对我国而言,应积极汲取俄罗斯学前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加快学前教育立法进程,增加对学前教育 的投入,提高管理水平,关注幼儿核心素养培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推进小班化教学、个性化学习,关注学前阶段的特殊教育。在 坚持幼儿园普惠性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质量,促进学前教育公平,满足人民对高质量学前教育的需要。     

电视剧《伪装者》在结构主义视野下的分析

《伪装者》作为一部抗日谍战剧,以其独特性给人们带来新的视觉观感。整部剧以明家为主要叙述环境,涉及人物众多,并赋予多重伪装身份,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爱国战争戏。而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格雷马斯,他的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为分析《伪装者》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通过角色模式分析其爱国的表层意义,以语义矩阵模式挖掘深层的人性。另外,这部剧又映衬出对90后的认同感、电视剧转型的背后是国民心态、兴趣点的转型等多重现代化意义。     

唐代陕西进士考述

唐代陕西进士历来受学者关注，依据《陕西通志》、新旧《唐书》等史籍对陕西唐代进士进行考证，以此为基础，分析进士地理分布状况，并从统治者、进士个人，以及官僚主义方面阐释各种因素的作用。     

唐代后期俸禄制度的演变

唐代官员的俸禄包括官禄、俸料钱、职田和禄力四项。唐代后期俸禄制度屡有变动，且相对复杂。俸料钱变动最大且最为复杂，其余三项基本沿袭唐代前期，变化较少。俸料钱主要有大历制、贞元制、元和制、会昌制，俸钱数额、发放依据都在发生变化。从唐代俸禄制度各项内容入手，重点分析唐代后期俸料钱的演变，尤其是使职官的月俸情况，可以发现唐代后期月俸额高于唐前期，但极不稳定，使职官的月俸极为丰厚。学界普遍认为的唐代后期京官俸禄薄，外官俸禄厚的观点有失偏颇。     

高师免费师范生教师职业性向现状调查及对策探讨

教师职业性向是师范生应有的人格特征和基本能力，是未来能够胜任和忠诚于人民教师职业的一个重要前提。免费师 范生政策是国家推行的补充和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免费师范生的职业性向到底如何，能否与未 来教师职业匹配？调查发现，免费师范生教师职业性向处于中上等水平，“人格特质”方面略高于“基本能力”，且在有些观测维度 上存在显著差异，应当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等方面进一步优化。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经济学角度分析

近年来“小恶魔”成为媒体热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关注，法经济学思想为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与解决途径。从理性选择角度出发，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犯罪具有特殊的成本—收益结构。未成年人非经济学意义上完整的“经济人”，现行制度下未成人犯罪存在成本过低，惩罚面临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等问题，导致未成年人犯罪存在责权不清、反向激励等现象。因而，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原因以及惩制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成本的特殊性，需要微观化现有惩罚机制、理清未成年人犯罪的权利义务、构建多方位未成年人犯罪补偿机制的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未成年人犯罪动机及特征，为探索更好的犯罪惩罚及补偿制度提供启示与参考。     

中国对韩流文化的接受态度浅析

国人对韩流大致持有三种接受观点：复兴儒学思潮，全盘接受和精华论。但是文化是一体的，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间文化发展和传播更是紧紧相连。随着各国政治、经济交往和商业往来，地域的局限会逐渐消失，文化会彼此互通，在社会文化运行规律中不再适应人类生产生活的文化会自动脱落，真正有时代价值的文化将脱颖而出。     

“文人画”与“院体画”言意之别

文人画”与“院体画”体现了中国绘画史中两种最为重要的绘画审美思想与艺术创作形态,对中国绘画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也各自体现出不同的时代审美内涵。“ 文人画”观在明代社会文化形态中的意义转变以及近现代绘画史研究中的涵义拓展，体现了其审美内涵的时代发展特征。“院体画”则是伴随着封建社会宫廷画院的产生出现的，有其鲜明的绘画风格特征与时代审美内涵，但是“院体画”的说法在当代已经日渐式微。     

身世浮沉雨打萍——再论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的出国与回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改变之前保留杨虎城基本实力的处理方案，采取措施迫使杨虎城出国，中共方面囿于国共之间的谈判，也无法给杨虎城提供有力的帮助，杨虎城迫于多方压力，不得不出国考察。出访美国期间，杨虎城曾多次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回国，却都不被允许。之后，杨虎城抵达欧洲，计划假道苏联回国，国民政府和苏联正在举行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军事订购的双边谈判,由于其职权并不直接涉及军事和外交事务，加之杨本人对于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更是一无所知，致使其职务的合法性没有得到苏联的认同，最终，杨虎城假道苏联回国的计划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