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的类型化分析及区分保护

大数据时代充分利用个人信息的迫切需求,对各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提出了巨大挑战.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矛盾统一于个人信息的利用行为中.然而,各种个人信息识别信息主体的程度各有不同,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的媒介作用不同,与人格尊严的紧密程度亦不同,实践中不应当对个人信息采取单一的保护模式.对于同时满足间接识别性、社会性强、非敏感性三个特征的个人信息,与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联系较为疏远,不必采取传统的人格权保护模式,采取财产权益一元保护的模式即可.而对于符合直接识别性、个体性强、敏感性任何一个特征的个人信息,应当采取二元保护模式,即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共同受到保护的模式.     

大数据法律监督的发展隐忧及优化路径

新时代大数据应用的蓬勃发展推动着法律监督的变革，尤其在检察机关工作中，案件监督向数据监督转变、事后监督向全程监督转变、人力监督向算法监督转变。大数据法律监督通过对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揭示司法程序中的规律和不足，从而提升工作效率与效果，促进司法公正和法治建设。与此同时，大数据法律监督也存在着发展隐忧，需要完善监督模式、整合数据来源、规范数据模型进而推进司法大数据的深度应用，以实现大数据法律监督的优化。     

网络犯罪专门性问题流转的虚置与盘活——基于事实建构与技术审查的双重考量

网络犯罪案件中，专门性问题的研判是制约证据裁判原则合理适用的重要因素。由于取证人员不充分取证，控辩双方低水平举证质证，法官形式化认证与技术性鉴真手段及文本缺失等现象泛滥，难以避免专门性问题在庭审流转中的虚置，进而影响司法正义的实现。以数据恢复与去重处理的电子数据相关专门性问题研判为实证对象，以判决书的技术性质证认证内容为研判素材，对四十六份裁判文书展开实证研究，可以对专门性问题研判乱象的阐释提供新的视角。我国可在事实建构理论的指导下，重新审视“专人专事”的技术审查原则，借鉴多伯特规则中“法官参与”的要求，辅以技术鉴真与证据运用案例参考，以实现专门性问题的合理解决和盘活。     

论中国古代法本体构造及其法文化影响

法本体的构造在中国传统法文化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的演进具有以儒为主、释道为辅、哲理化逻辑化的形式特点以及法不离天、天不离道并日益哲理化、伦理化的内容特征。这首要的是取决于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历史条件，同时受逻辑发展与思维方式等影响因素。法本体这种对“天”的眷恋式的演进使传统法文化在发展路向上具有德法共治、王霸并用以及重视环保等优势，同时也存在保守主义、君主专制主义、男权主义、权力本位主义、泛道德主义、泛刑事化等问题。     

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及其法律规制

平台经济的发展加速劳动关系变革，成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催化剂。不完全劳动关系在助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认定标准不明确、主体地位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充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对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进行法律规制，需要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使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身份得到正确归类；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弥补平台经营者“算法”独决机制导致的恣意妄为的短板；加强劳动基准保护，以劳动“三分法”分层配置劳动者法定权益；完善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双向促进。     

司法区块链与区块链司法

实然层面的司法区块链通过可信时间戳存证在电子数据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应用前景。区块链共识机制下的“参与式”节点化验证有望形成更具应用前景的区块链司法。区块链司法联盟链可以借助分级节点保障公信机构主导共识，公众以组织机构形式参与数据校验从而实现司法活动的社会化参与。区块链架构下的“参与式”司法让公众成为共同验证的节点，让司法伪证风险的社会分担拥有了实现的可能。“参与式”司法在社区治理领域已有雏形，疫情广泛使用的各类健康码、行程轨迹开辟了公众参与和技术治理的制度范式。这种崭新司法模式通过公众参与国家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建构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鲜明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