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时代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力的策略

元宇宙时代的文化传播具有辐射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增强、互动黏性高等特点,给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带来诸多机遇与挑战。抢抓机遇、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加快组建元宇宙文化创新战略联盟;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多元协同传播体系,形成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强大合力;溯源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将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世界价值提炼和展示出来,打造文化品牌,着力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     

农村法律实现障碍及其消解的社会学分析

法律实现障碍是法律设置在运行过程中受到其它社会事实的影响和制约而发生阻滞、冲突的社会现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农村的法治建设事业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村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正在逐步走上法治化的道路。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我国农村在城市化、信息化等摧枯拉朽般的社会变迁中已经被逐渐"边缘化"和"去中心化",法制建设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我国农村法律实现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多的障碍,使农村法律运行失常,呈现一定程度的"病态"。     

生态化技术创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片面追求经济价值为唯一目标的经济发展观不同,生态化技术创新追求包括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在内的多重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有其制度优越性,为生态化技术创新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克服一切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弊端。以生态化技术创新为导向,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保障。     

论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包容向度

文化的包容性发展是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题中之义和内在诉求。文化包容性发展既注重本民族内不同类型文化的共同存在、协同发展、均衡发展,又注重合理吸收、借鉴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使本民族的文化与人类最先进文明保持接轨。文化包容性发展有利于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内核中文化创生力、文化协调力、文化亲和力以及文化凝聚张力的发展。在当代中国,要真正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就必须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反对多元化;坚持全面协调发展,遏制文化水平落差悬殊;尊重文化差异,反对过分推崇文化的本土特殊性。     

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四维向度

主流意识形态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和认同的程度将直接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强弱.随着西方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不断扩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传播面临新的挑战.对此,要不断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传播渠道,使之更加契合民众的需求,应着重从四个向度来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即主体向度、客体向度、载体向度、环体向度.     

物化批判的三个向度与物化的同一性逻辑——阿多诺物化批判理论探析

阿多诺主要围绕哲学、社会和文化三个向度展开物化批判,揭示了物化现象背后的同一性逻辑。在哲学层面,他分析了黑格尔的同一性思想,批判了概念拜物教;在社会层面,他解释了工具理性的同一性,批判了总体性的社会统治关系;在文化层面,他着重解释了交换价值的同一性,剖析了物化意识现象。阿多诺的物化批判理论分析了物化的本质、逻辑和表现形式,指出了这种作为社会病理学方式的物化,并突出非同一性的价值。     

“五位一体”总布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协同思想的与时俱进

社会协同学是研究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丰富的社会协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协同思想的创新:第一,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结构的内涵;第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第三,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第四,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协同的内涵和价值追求。     

民间组织：社会资本的“生产车间”

民间组织体现着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生产车间”，创造和再生社会资本是民间组织的固有功能。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强化公民信任、促进公民合作、“编织”良好的社会网络是民间组织社会资本创建功能的外在显现，体现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伦理价值。     

宰天者人：曾国藩鬼神思想发微

曾国藩的鬼神思想反对鬼神作为实体的真实存在,且表现出“宰天者人”的倾向。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曾国藩倡五经而反《新约》,崇孔子而斥上帝,以理性主义的儒家礼教对抗神秘主义的宗教神权。曾国藩曾主持过求雨、祭祀龙王等活动,但其本意是通过“神道设教”实现其教化目的与政治目的,以稳定人心、消弭拜上帝教的神权影响为指向。在对天人关系的表述中,曾国藩所说的“天”主要是“义理之天”,而非人格神意义上的“主宰之天”;他强调“宰天者人”,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与决定性力量。     

“十论”的递增成形:对《墨子》中基本命题的追溯

由于我们对《墨子》涉及"十论"的早期文本历史所知甚少,因此在诠释这些文本的时候,难免需要依赖于某些预设。在这些预设之下,墨翟以一位哲学家、墨学创始人或者"十论"这套连贯思想体系的倡导者的形象出现。虽然这些预设可能没有错,但我们可以在方法论上暂时将其搁置,从而以一种新颖的方法来阅读《墨子》。这一方法更加关注"十论"彼此之间的差异、它们在《墨子》书中尚未固定的形式、以及代表"十论"的某些用语(如"非攻"与"节用")在《墨子》文本中鲜少出现的情况。这个新的方法还引申出另一种关于墨家思想的合理描述:在《墨子》一书被不同时期的作者与编者渐次处理的过程中,墨家思想也随之得以建构、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