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民歌对南朝及唐代诗歌的影响

北朝民歌于齐梁之际传入南方,大多语言质朴铿锵,格调粗犷豪迈,气势苍凉慷慨,最能代表北朝文学特色,其悲怆劲健的气质为南朝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南朝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朝民歌的贞刚气质与南朝诗歌的清绮文采相结合,为唐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深远。北朝民歌数量虽少,但是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成分,它渗透在唐诗乃至唐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北朝民歌对唐诗的贡献,不仅是语言上的借鉴和意象母题上的提供,更重要的是气质上的熏染。北朝民歌与唐代边塞诗从内在心理、美学风貌到思维模式,全都有承递的轨迹可寻。正是因为有了梁陈诗人向北朝乐府民歌这样的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才逐步走向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那样＂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的高度。     

《诗·郑风》意象简论——《诗·郑风》意象及其意象经营研究之一

<诗·郑风>的艺术成就与其意象经营艺术分不开,<诗·郑风>意象生成既是先秦"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观念下的自然产物,也是郑地图腾和原始宗教的产物.它们或由意生象,或由象生意,具体而言,<诗·郑风>的作者或借助文化传统构建意象,或利用汉语谐音、多义而生成意象.<诗·郑风>意象艺术给后世对<诗·郑风>诗歌主旨解读及其文学创作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对柏拉图正义观的理性思考

柏拉图《理想国》中在对传统的三种正义观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正义思想,认为正义是对立统一的,分为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两种,国家正义优先于个人正义。柏拉图的正义观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李约瑟难题”与近代以来中国发展机遇的错失——基于三次科技革命的视角

从三次科技革命的视角来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落后,不难明白李约瑟难题不仅是个制度、科研机制、思想文化难题,而且是个历史机遇难题。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构成一次民族大发展的机遇,但遗憾的是中国错失了这些机遇。发展机遇的屡次错失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启示：民族独立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基本前提;必须认识、把握、创造机遇;坚持对外开放,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重视科研体制、制度建设,避免意识形态的硬性干预。     

城市开发与住房排斥：城市准入制的表象及实质

通过对城市的各种政策文本以及政策演变轨迹的分析,认为当代中国城市中各种外来人员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员的权益状况、生活状况是制度性、政策性排斥的可预期结果。既有的户籍制度正在被包括住房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城市新制度有效整合,成为城市新的排斥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     

哥特小说美国化之探析

哥特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最初是18世纪欧洲作家藉此反抗外在的宗教和国家权力、反抗启蒙理性主义的表达方式,而美国哥特则是在美国未成熟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中‘舶来’并在这种背景下经由独立创造后形成的一种原初类型。它追溯了哥特中的暴力根源不是通过个人心理或宗教冲突而是通过作为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初始框架中导向暴力的思考。通过将哥特符码置于美国历史发展的场景中,这种场景也就成为美国被压抑的历史记忆的民族叙事。     

现代自我: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一种分析维度

近年来,把浪漫主义思潮置入现代性这一宏大的历史语境中来重新审视其历史本质是西方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浪漫主义研究范式。而主体性的"自我"观是现代性的核心元素,那么在现代性这一自启蒙运动以来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生活方式的宏大语境中,浪漫主义中的自我所居的位置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简而言之,浪漫主义思潮,其生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就是现代性。讨论现代性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也必然围绕自我主体性而展开,但也要避免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中寻求解放的理解的简单化倾向。     

试论儒法对“刑罚”问题之分歧

儒家孔孟和法家虽然都正视刑罚对治国治民的作用,但两家的"刑罚"观却存在很大分歧。从三个方面分析儒法两家"刑罚"论存在的分歧,并探讨法家韩非子是如何在抨击儒家"刑罚"论的基础上建立法家绝对的"严刑重罚"论。     

莓台上的月光——论鲁迅的警觉

警觉是鲁迅文化自觉的重要层面,无论是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还是论启蒙主义、谈论建设中国的新文化,鲁迅都流露出深刻的警觉性特点——既能深入问题,又能时刻站在问题之外看问题。     

从疫情防控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是全国人民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巩固疫情防控的主体地位、奠定认同基础、提供集体依托等。疫情之下挑战重重,要明晰疫情应对中的制度优势,坚持从党的统一领导、全民参与、舆论引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疫情防控中的“巍峨长城”,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