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法学派思想对我国纠纷解决方式的启示

历史法学派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如关于历史方法论、法律发展的阶段论、法律性质的反映论思想。历史法学派的思想对纠纷解决方式研究同样有很多启示,即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使用上,应坚持历史的方法寻求纠纷的合理解决,反对纯粹的“理性司法”;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应发现适合本民族传统的方式,坚持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兼顾法的民族性与趋同性;注重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力量,使纠纷解决中法的不同渊源相得益彰。     

浅析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和路径选择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制型政府,长期以来弱化和忽视了社会服务职能,造成政府大量越位、缺位、错位,必须用现代公共管理的理念改造政府,建设一个全新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和实现路径,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型政府,以及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对传统的政府行政理念、行政体制、行政流程等的全面重塑。     

从国际视角提升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二战结束以来的五六十年中,人类围绕着“发展”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发展观不断演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代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发展=经济增长”;经过改善的“第二代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第三代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人为中心＋可持续发展”;世纪之交的当代前沿发展观则是“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并不是对国外发展经验的简单承续,而是既有借鉴又有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精辟概括使科学发展观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国际发展理念中融进了更加科学的内涵,提升了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种提升集中体现在“三个创新”上：第一,创新“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第二,创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第三,创新“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全球金融危机成因研究综述

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国内外学界有着众多不同的观点,从技术管理、制度体制、道德意识、外部环境等不同层面,可以对危机的成因进行多角度的剖析,旨在吸取经验,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应对危机。     

行动与结构的整合——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解读

客体与主体、行动与结构的关系问题,是每位社会学家首先面对的基本问题。西方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以上两组关系的对立倾向。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正是通过对这一社会学方法的二元论进行批判性解构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结构化理论从人类实践活动的向度出发,对人（行动者）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结构的客观制约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作出了新的分析和说明。从而实现了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又一次融合。     

关于季节指数约束条件和极大似然估计的研究——基于三种加法和乘法模型

使用科学的方法观测并计算某种社会经济现象的季节性变动,对于把握其真实的环比变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使用经典方法计算季节指数以反映现象的季节性变动,因其结果不够严谨和完备,是一个至今尚未获得完满解决的问题。为了提高计算季节指数结果的科学性、严谨性、完备性,基于符合三种加法和乘法模型的社会经济现象,解析其中各季节指数之间存在的约束条件,运用数理统计中极大似然估计理论与方法,推导出与经典方法算式相近的季节指数的约束极大似然估计算式,给出季节指数的区间估计,并举例对获得的结果做了计算和对比验证。     

美国宗教政治的基本经验

在关注美国宗教与民主政治关系的同时,去分析宗教信仰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普遍认为不了解美国宗教就不理解美国这个国家,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处于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文化长期影响美国的政治,但是我们发现9·11之后,这一传统模式正在迅速改变,其它宗教文化正在快速渗入到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这种趋势对美国的政治到底有多大影响,及如何实现它的政治作用,这些甚至能帮助我们预测美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走向。     

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延续性分析

当前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最主要特征是延续性。本文对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延续性进行深入分析,明确普京时代究竟有哪些值得延续的政治理念即延续性的基本内容,探讨保障延续性发展的机制或因素有哪些,揭示政治发展的延续性对当前俄罗斯所具有的意义。     

坚持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继续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同时要继续解放思想，把坚持和完善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失时机地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公共部门引入绩效管理相关问题分析

绩效管理满足了现代行政对管理工具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需要。绩效管理源自私人部门，将其全盘引入公共部门存在着动机、技术、观念和制度障碍。绩效管理对公共部门的价值在于它的责任机制、结果取向和动力机制，相应地，公共部门应加强社会互动，建立分散治理体制，改革人力资源管理和其它配套制度，以使绩效管理真正能在公共部门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