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论如何正确借鉴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治党治国经验

西方社会民主党是世界政坛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借鉴西方社会民主党丰富的执政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态度和胸怀,实事求是地分析影响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关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分岐问题,扫除思想障碍;必须把握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差异,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允许社会民主党坚持他们的意识形态.这样才能正确借鉴西方社会民主党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先进的治党治国之策.     

法家学说衰落探源

我国古代的法治思想起源很早，春秋时期，即出现了倡导以法治国的法家人物，如管仲、子产、邓析等。他们多由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组成。但他们并不同于古代西方的那种法学集团，而是一个具有共同政治主张而思想又各有其特点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界一般将战国初期和中期的法家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为李悝、申不害、慎到、商鞅等；将战国末期的法家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是齐国法家，韩非和李斯。尽管先秦时法家人物众多又各具特色，但总体来说，他们一致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这一体系中，大致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德治和法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以偏废。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虽属不同的范畴，一个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一个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但在治理国家的意义上却有许多共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     

参与技术专家治国

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一段时期，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人就利用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先进通信技术如印刷机和邮局服务来传播强有力的思想：政府应体现民众的认同感。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博客。他们在独立司法、制约与平衡原则以及出版自由的基础上设计了未来民选新政府的基本构架。     

依法治校规范办学

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学校教育。依法治教是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方针在教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学校作为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社会组织和机构,是实施教育的主阵地,因而加强学校的管理工作,实行依法治校是实施依法治教的关键,是依法治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     

沈家本之法律与道德治国作用评析

沈家本认为法律与道德都是治国所不可缺少的。治理国家离不开法律，但法律仅仅是治国的工具，立法者的道德水平影响法律的善恶，执法者的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法律的实施，道德教化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因此，治国应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沈家本对法律与道德治国作用的探讨，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优秀法文化的创新转化

优秀的中华传统法治文明，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与基础。以儒家、法家为代表的中国优秀法治文明，与现代法治并不相悖。国家富强的目标、奋力改革的取向、德法并治的方式，有利于推动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并构建适应中国人民生活的法治模式。人民取向的法治观、平等的法律保护、“天下大同”的法治视野，又成为现代法治创新的重要智识资源。     

试论我国古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它的确立经历了“周公制礼,明德慎罚”,儒法之争,儒法合流等几个阶段,并被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承和坚持。这一治国方略的运作是通过:修订礼制,梳理纲常名教,使之社会化;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德礼至上,法律依循道德,使司法伦理化。     

重思史上封谥事

（一） 封谥，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树典型”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当政者，都喜欢将封谥作为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形式，绵延了几千年，可见这种做法的历史悠远和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