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城镇化运动

法治化进程与城镇化运动在彰显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问题上,具有同构性和互动性意义。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个维度,分别与城镇化运动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关系。城镇化运动一经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相结合,必将给新城镇(市)人的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带来公平、公正、民主、和谐等现代性文明因素,从而有助于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化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中国极地研究的新视角、新进展

极地问题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与前沿问题,研究的成果丰硕,目前在中国已基本形成了三大分支派别:政策学研究、国际关系学研究和国际法学研究。其中政策学研究是目前最有影响的派别之一,代表性的著作成果有《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2012-2013)》,该研究报告具有鲜明的研究特点:一是"资源-利益-政策"的极地研究方法;二是清晰的极地国家利益概念;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极地研究框架;四是极地研究内容的深刻完整与现实性。其对学界的极地研究和中国政府的极地战略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与中国消费方式的变迁:可持续消费的视角

文章主要依据史料将中国消费品及相关服务供给模式的社会变迁大致区分为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历史阶段。不同阶段供给模式的主要特征、分送方式、生态环境及其社会关系、消费体验存在明显的差异:小农经济背景下,乡村生活为主体,消费品及相关服务的供给以家庭和社区共同体为主;计划经济的再分配体制下的供给模式特征则以国家供给为主、家庭和社区为辅,市场严重萎缩;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市场为主,国家力量依然强大,家庭和社区萎缩。不同模式下社会成员的生态环境、权利义务关系、消费者身份认同及其环境后果,存在明显差异。在高调提倡践行可持续消费、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社会生活质量之前,还有许多具体而微的重要领域和论题值得深入细致的研究。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井冈山“工”字银元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珍藏着一枚特殊的银元。它呈墨西哥鹰洋样式,直径39毫米、厚2.2毫米、重27.58克,正面图案是墨西哥共和国国徽的造型,背面为一顶自由软帽,帽周围放射长短不一的32束光柱。它就是当年闻名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工"字银元。墨西哥鹰洋从晚清时期流入中国,数量极大,流通广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南方许多地方开始私铸墨版鹰洋银元。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的前夕,谢火龙在     

浅谈汉语与境外朝鲜语对中国朝鲜语的影响——以词汇变化为例

朝鲜语是一种跨境语言。对于跨境语言来说,语言接触是语言变异产生的重要外部因素。语言接触环境下的中国朝鲜语词汇变化主要有两个外部来源,汉语和境外朝鲜语的影响。由于中国的朝鲜族与汉族长期共同生活,汉语对中国朝鲜语词汇变化的影响很大。境外朝鲜语与中国朝鲜语虽然从广义来说是同一种语言,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下,中国朝鲜语变体和境外两个朝鲜语变体之间存在差异。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后,中国的朝鲜语受到朝鲜和韩国语言的影响,从而词汇变化的轨迹趋于多元化。本文通过汉语和境外朝鲜语对中国朝鲜语词汇变化的影响,探讨了中国朝鲜语词汇的变化。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善、美”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思想,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科学分析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善”的思想,因为它充分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与“善”的思想推向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丽的思想,因为它不仅准确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力求构建美丽新世界,还将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变为现实的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强大活力的显著象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思想的集中体现,是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野下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较之经济生产,社会治理同样有着"供给—需求"的矛盾关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具有特殊意义。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需求侧呈现三大根本性转变,即整体状态"由静变动"、纵向结构呈"葫芦型"特征以及横向结构显现"土客二元"矛盾。这些重要转变引领并要求社会治理的供给侧积极应对。对此,有三重调整路径可资遵循,即组织方式的弹性化转向、公共服务的大统筹升级和文化建设的治理功能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