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儒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等级社会寻找其合法性理论依据的过程.儒学最初是智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想秩序的理论设计,其在两汉时期的意识形态化经历了礼仪先制、理论改造、权力强化和制度支持的过程.儒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立法思想、社会调整规范的选择和司法制度产生了的深刻影响.     

浅析牟宗三现代新儒学的人文宗教观

牟宗三以终极关怀、安身立命来确定儒家的人文道德宗教意义,认为儒教之为“教”强调了人文的生命之在于人自身而不是人格神．凸显了德性主体的“内在超越”而非向彼岸的外在超越,故而成立一最优化的“圆教”形态．而“良知的自我坎陷”说又为儒家人文宗教的完善提供了更精致的论证,牟宗三以儒家的宗教化来对治当代人文精神的式微,进而追求人的生命圆满和社会圆满。     

儒墨异同论

关于儒学与墨学的异同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 ,至今还明显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儒、墨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学派 ;一是儒墨具有很多相通之处 ,儒家容纳了墨家许多思想和观念 ,儒墨相互为用。儒墨的对立早在战国末年墨家后学和儒家传人就互相进行过攻击 ,《墨子》有《非儒》 ,《孟子》和《荀子》有公开批评墨家的言论 ,《孔丛子》有《诘墨》篇。第二种意见由唐朝韩愈首发 ,他说 :“儒讥墨 ,以尚同兼爱尚贤明鬼 ,而孔子畏大人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春秋讥专臣 ,不尚同哉 ?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 ,不兼爱哉 ?孔子贤贤 ,以四科进褒弟子…     

从亨廷顿“文明意识”论孔学前景

（一）在过去一、二百年间,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出现了很多危机,因此引起中外人士对中华文化传统和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儒学,作出很多负面的批评。近一、二十年来,西方文明也出现了很多危机,而亚洲文明则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可观的成绩,因此又引起中外人士对中华文化和儒学,提出了不少正面的议论。这些负面的或正面的论议,每每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带有很多感情因素。面对二十一世纪前景,我们需要对中华文化传统和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儒学,多做一些深入的客观研究和理性分析。这一说法,并不表示”价值观念”和“感情因素”…     

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     

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梁漱溟以"意欲",这一概念入手,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预测了世界文化未来的趋势,对儒学的前途做了乐观的估价,将西方的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对东西文化加以比较,极富开创性和启发性.     

儒学的现代走向——由先秦儒家的担当精神看儒学培育民族精神的发展向度

儒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先秦儒家的担当精神是在融合了仁、义、礼、智、信等儒学学理精髓的基础上,发展成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正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主要要义.继承之、发展之是时代的客观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地区近代儒学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儒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成果丰富。关于近代儒学的研究对象、时段、特点及其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关系,均有系统论述。同时,从学术史、思想史角度,学界对今文经学、汉学、程朱理学等具体领域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这些成果大大深化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拓展了中国儒学史的内容。     

儒学的历史命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境遇变化。在现代中国 ,对于儒学 ,既不能一厢情愿地讲“复兴”,更不能全盘否定 ,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批判继承 ,古为今用。这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武则天执政时期对儒学的吸收利用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她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对传统的儒学思想进行了有效地吸收利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正名分,取得登上皇位的合法身份。其二是制礼作乐,鼓吹君权神授。其三是自制《臣轨》,宣传儒家的忠君思想,不断强化武周的皇权统治。其四是重用具有儒家思想的文武大臣,使他们成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