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学术史的序中别解——《学林清话》读后

从1981年到2008年,傅璇琮先生为各类学术著作撰序达七十三篇,现汇为一辑,题名《学林清话》。阅读是编,不仅可以体会傅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修养,还能了解傅先生在学术转型时期所做的思考及其意见,而多篇序言中所体现出的对后学的提携之意,也将成为学林佳话。综合全书观之,这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新时期学术史。     

关于食指的三个时间坐标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70年代末到世纪末,新世纪十年代,这三个时间坐标,对应食指的地下写作时期、食指被诗歌现场遮蔽时期、食指被误读时期。三个不同时间坐标轴上的不同的诗歌现场,标示一条起伏的曲线：沉寂、爆发、嚣闹、浮躁、沉静、新进、不纯粹中的纯粹。意识形态化、后意识形态化、流动的现代性,商品社会的物化倾向与媚俗倾向,是一些杂绘其中、时有交叉的细画线。     

东干文学中的“乡庄”世界及其文化意蕴探析

东干族是中国西北回族迁往中亚而形成的一个民族群落,他们以＂大分散,小聚居＂的生存方式居住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等国,形成了独特的＂乡庄＂文化模式。东干作家通过文学的形式反映着本民族的生存。在东干文学里,＂乡庄＂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和生存状态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精神家园的存在,是东干人的民族文化之＂根＂。     

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

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在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讨论的基础上,从对策性思考角度提出了建议。     

论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及功能

国家知识的属性是中国文学史研究长期被忽略的重要属性。中国文学史具有回答人们族属与国属双重身份追问、形成国家认同、促进公民责任感和国家意识、国家精神（民族精神）以及国家凝聚力生成的功能。因此,知识化的文学史总要被国家纳入国家知识和教育体系之中。作为个人知识话语实践的文学史与作为国家知识建构的文学史有着本质的不同。作为国家知识建构的文学史要处理好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知识分子个人对文学史阐释的权力及合法性与民族国家对知识化的文学史叙述规约之间的矛盾;二是知识分子独立的学术精神与国家意志之间可能出现的龃龉;三是解决＂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泛政治化理解。     

《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教师主体性研究

由于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课程自身的弱点等原因,作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先驱"和"主干"课程的大学语文濒临被弱化和边缘化的艰危处境,作为从教多年的大学语文教师,试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从教师这一视角论述如何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能动作用,为大学语文教学走出困境尽其绵薄之力。     

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现象

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中广泛存在着异化现象,尽管有学者对这一现象持否定看法,但卡夫卡对异化现象的刻画却不可否认地有着社会历史和现实意义,而与这种异化现象描写相关的创作手法对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卡夫卡因此而被尊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路遥的人格结构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路遥的人格结构对他的文学创作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研究其人格结构,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本文从苦难意识、英雄情结、政治情结、平民意识四个方面对路遥的人格结构进行了解读。     

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在主流话语规训下,＂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几度变形：上海被赋予道德外衣而恶魔化了,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恶之花＂和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改造的上海遵循主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的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同时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形。在共和国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言说自己,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1]     

中国抒情文学体系深层建构的反思与期待

中国抒情文学体系深层建构所面向的问题,值得当下学界加以重视与反思。在现代历史语境背景下对中国古典抒情传统论题之隐然迹出,一方面有力地印认了中国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文学之味;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学思想进一步的研究拓宽了意识视界与阐释空间。这对人们从文类特征的独到角度来重新体识与发现中国古典抒情传统之内在意蕴,无疑有着深远的助益与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