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船山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启蒙影响及现代意义

船山思想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启蒙先声。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科学传播中国之前,船山思想便率先"破块启蒙",成为引导社会变革的启蒙先声。船山启蒙思想主要表现为:变化日新思想、民族爱国主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思想、文明进化思想和人欲解放思想等。正是船山启蒙思想孕育出近代社会变革的思想源头,梁启超概括其为社会变革"最初的原动力",章太炎总括其为近世民族复兴"木本水源"的思想本源。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景象,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大课题。船山思想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具有"日新"的当代价值。弘扬以船山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使命。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探究

现如今以多媒体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迅速普及,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和冲击力震撼人类社会,并由科学技术层面向其它所有领域飞速渗透,已经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而网络在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传播的各种信息也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生的思维和思想,网络给教育带来了一些挑战,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环境和方法造成很大冲击。因此,正确看待和利用网络资源,对开辟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开展丰富多样的心理健康活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路易斯·卡罗尔《爱丽丝仙境漫游》中的戏仿

路易斯·卡罗尔著名小说《爱丽丝仙境漫游》至少包含4首模仿经典诗歌的戏仿诗歌。戏仿诗歌展现了其内嵌或隐身于其他文本的特点。这一特点与戏仿反对说教的娱乐性结合，共同行使了戏仿潜在的挽救性功能，使人们永远铭记可能落入湮没无闻状态的诗人及作品。戏仿作品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与严肃文学相互作用，不失为读者熟悉、研读严肃文学的一个捷径。     

顾炎武《山东考古录》述论

《山东考古录》是顾炎武考察山东地理掌故的基础上写成的重要代表作,该书集中体现了顾炎武治学的科学态度,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该书的研究侧重于该书与《日知录》的关系问题,对其内容的研究较少。《山东考古录》是顾炎武在北游山东一个见证,该书具有较高的历史地理、民俗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古代山东社会的一部较有价值的书,同时《山东考古录》对《日知录》和《续山东考古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二者的成书。     

《道乡集》内丹性命思想析论——兼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较

《道乡集》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一部丹经,它主张性即神,命即气(精);性命有先后天之分;先天即无极之时,后天即太极之时;内丹性命双修是以性为体,以命为用。守明堂为炼精化炁的入手功夫;守明堂最难在止念;止念之法的实质就是凝神入气穴;凝神入气穴的首务是得着玄关;凝神之法是"寂照得所"。伏气就是神气相依气穴,息定于中;心息相依,息定心亦定,心定息亦定。行周天火候,乃自然而然;十二时与十二卦均是虚比;不仅升降有沐浴,呼吸之间亦有沐浴;气来则用武火,气去则用文火。元神即火,真息即风;风火同用,精自然化为炁。这既继承前人,又多发前人之未发。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除了先天气之外,《道乡集》的上述内丹性命思想不同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两者各有自己的体系。     

陶渊明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以新井白石《陶情诗集》为例

中国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作流传到日本后一直备受日本文人追捧。受陶诗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儒学者新井白石就曾作《陶情诗集》这部汉诗集,他模仿陶渊明风景诗的物象传意,重视交友诗的传世手法,并借史言志。但是白石不是简单地模仿陶诗风格,而是想通过诗表"陶情"。他对陶诗的接受,不仅是出于对汉学的喜爱,更是源于他与陶渊明相通的特质,"归隐和出仕"的经历、"儒学"的素养和"正直"的性格特征。国内外学者尚无人提及新井白石对陶诗的接受,这一研究将丰富对新井白石的整体认知以及侧观陶诗在日本的影响力。     

论船山思想的意义治疗蕴涵

在社会转型、信息量猛增、竞争激烈的当代中国,心理失衡、意义失落、焦虑、浮躁等负面心理不时在困扰着国人。如何获得人生的意义,如何在困境中保持心理健康?这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这方面,遭遇故国败亡的大祸且身处穷乡僻壤的船山先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勇气,力挽狂澜,立志"纠风俗、正人心",致力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千秋大业,呕心沥血,艰苦卓绝,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进一步发掘船山经历亲践实履而阐发和总结的安身立命智慧,将其与现代心理治疗方法相结合,不仅能为中国人的心理保健、心理治疗提供营养,促进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将为全人类的健心疗心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南史·文学传》体例辨正

沈约《宋书》不立"文学传",李延寿以此为由,在所著《南史·文学传》中以通常被视为南齐人的丘灵鞠居首。后世对《南史·文学传》这一体例多有诟病,其中尤以四库馆臣为甚。经由考察《南史·文学传》及诸类传体例,可知李延寿的做法自有道理,后人批评有失公允。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