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城计”之有无与西城的地望

晋王隐的《蜀记》载西晋初年郭冲向司马骏所陈有关诸葛亮的五事中提到空城计,《三国演义》中关于空城计的描写基本据此,唯根据历史纠正了郭冲误记的时间与地点。但《三国志》未载此事,裴松之对此也表示了怀疑的态度。《三国志》未载,因书成于晋初,司马懿已被追封为宣帝,历代正史都对本朝君王及其祖先之事多加粉饰。当时的《赵云别传》中写有赵云演空城计让曹操上当的事,时在诸葛亮空城计之前,有可能是诸葛亮依样画葫芦,更可能是晋皇族及其御用文人有意造出来混淆视听。裴松之怀疑的理由,也是料彼不料此。清初学者魏禧及当代学者钱钟书都相信空城计之事是有的。关于西城的地望,应在汉代西县附近、祁山以南的峡口,为蜀国北出的门户。因在西县地而非西县城址,故不曰西县而曰西城。     

《三国志》"臣松之"注例研究

本文主要对《三国志》裴氏“臣松之”注例进行研究,梳理出十八种形式,反映裴松之注书的灵活。另对前人讥评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等不当之论提出批驳,并揭橥裴氏“臣松之”注例具有折中异载、疑者存疑、以“理”之违合评论史实史料的特色,故裴松之对完善《三国志》和复原三国历史全貌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湖南通道侗族“本地话”的语音系统及其归属

＂本地话＂是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部分侗族人所讲的一种汉语方言。＂本地话＂的声、韵、调系统及其语音特征非常明显。通过与桂北平话语音特征的比较,＂本地话＂可以归属于桂北平话。     

孙权攻陷皖城献疑

《三国志.吴主传》中有关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吴主孙权亲自带兵攻下汉魏重镇皖城和建安十四年（209年）汉魏＂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的记载有误。孙氏占据皖城是从建安四年（199年）八月开始,孙策乘袁术署任的庐江太守刘勋不备,袭取了庐江郡治皖城。以后皖城一直为孙吴所占据,直至西晋咸宁四年（278年）方失守。因此,汉魏＂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的提法也不能成立。《三国志》出现皖城陈述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对＂屯皖＂理解有误。不能把＂屯皖＂理解为军队驻扎在皖城,如果朱光占领了皖城及附近地区,这一地区就不应再叫庐江郡,因为汉魏已设置了一个庐江郡治寿春。这说明对皖城正确的理解应是在皖城地区屯垦。214年孙权所攻打的皖城,就是朱光南下军团的总部,这一地名和皖有一定的联系,逐渐被人淡忘,讹传为皖城。     

三国志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考述

《山阳公载记》是已失传的魏晋时期优秀文史作品。裴注所引《山阳公载记》之处,对于《三国志》原书所录史实有所补正。据裴注所引该书资料可知：《山阳公载记》10卷,晋著作郎乐资撰;记事多发生在东汉灵、献二帝时期,内容涉及军事、政治以及历史人物的逸闻,且语言优美。     

马超事件流变及《三国演义》成书

马超形象深入人心,＂五虎上将＂之一,令曹操割须断袍,他与许褚、张飞的恶战是《三国演义》中描写最精彩也最动人心魄的打斗场面。但这些形象与历史典籍中的马超形象及其事件都有较大差异。探究围绕在马超身上的诸事件演变的源流脉络,可以为洞察《三国演义》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打开一扇窗口。     

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古越语底层研究

语言底层理论揭示了底层现象的存在须有两个前提：一是民族底层;二是语言转用。底层理论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底层”一词已经跟接触语言学的“母语干扰”等概念合流。汉语底层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重点探讨南方方言中的古越语底层,但无论在底层词、底层音系特征还是底层形态一句法方面,都存在判定标准问题及其它争议。作为南方方言之一的平话不应放在底层论的视野中研究,从汉、壮语接触历史与现状看,平话受影响的机制属于母语干扰或借用。     

《三国志》及注札记十四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对系时讹误未能一一校出,现作补校如下：     

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评语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评语有鲜明的心学特色,更与明代著名心学思想家李贽的民本思想、历史循环论、注重人的实际功效等史学观念相契合。《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性与虚构性相结合的历史演义小说,叶昼对它的评点具有事理与情真的矛盾美及以实用性为指导的史学创新美。     

古代戒酒诗文多

受蒸馏技术的限制,古代酿出的酒,度数一般都不太高。但古人多是“大碗喝酒”,喝多了同样也会摄入大量酒精,从而影响人的言行和情绪,损害人的健康。古代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酒的危害,《三国志·吴书》有“酒以成礼,过则败德”的提醒,《水浒传》第四回里也有“洒能成事,酒能败事”的警示,不少文人墨客更是主动戒酒,也因此留下许多与戒酒有关的诗文。